南宋时期杭州的佛教传播
编辑:慧容 日期:2018-10-20 15:45

前  言

  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起源于印度,繁荣于中国,远播于四海。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的印度佛教;第二阶段是印度佛教的外传,即从公元一世纪起,佛教开始通过两条路径向外部传播。一条是通过陆地路径经西域传入我国内地,以及稍后又通过喜马拉雅山口传入我国藏区,另一条是通过海上路径传播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第三阶段是汉传佛教东传于朝鲜、日本等国;第四阶段是各方佛教向欧美世界的传播,乃至形成东西文化大交流的局面。

  杭州是一座具有古典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魅力城市,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七大古都之一,佛教作为杭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高僧云集,佛学兴盛。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为杭州佛教题词“洛阳白马,钱塘赤乌”。

  在南宋时期,杭州不仅是东亚佛教文化中心,也是东亚佛教文化的重要输出地,更是海外佛教祖庭的重要源出地,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素有“东南佛国”之美誉。

  在佛教的传播史上,杭州也是我国佛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作为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杭州佛教对促进佛教文化或中华文化远播日本、韩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等,都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杭州佛教的缘起、发展与演进

  佛教于东汉时期经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自建立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之后的数百年里,佛教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五代南北两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此时,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可谓遍地开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以江南地区的佛教最为显著。

  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西印度僧人慧理来华游方,进入浙江境地后,在杭州结庵,期间陆续兴建灵隐、灵鹫、灵峰、灵顺、灵山等五座修行道场,由此开启了杭州佛教延绵数千年的弘传活动。

  南北朝是江南佛教的繁盛期,恰如唐代诗人杜牧在诗中所描绘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南方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以至于大量北方的名僧名士南迁,而杭州地处东南沿海,地理环境优越,于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杭州佛教在南北朝历代帝王的扶持下,一时声势煊赫,赐田扩建,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将佛教奉为“国教”,短时间佛寺初具规模,名僧涌现,为后来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经济发达、国力昌盛,开放自由的政策形成了有利于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也因此跻身于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几个国家之一。此时的佛教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猛,寺院、僧人的数量日益增多,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呈现出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律宗、净土宗、天台宗等诸宗并立的繁盛景象。

  “自佛法流入中国,民俗趋之,而南方尤盛”。五代是一个上承唐代下启宋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佛教在经历晚唐时的重创后曾一度衰落,而杭州佛教至五代吴越国乃至宋代却迎来了一个鼎盛期。五代吴越国地处东南,以杭州为中心,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保境平稳,发展生产,使得吴越国境内避免了战乱之扰,成为当时中国少数发达的地区之一。

  同时,吴越国历代帝王以信佛顺天为宗旨,大力发展佛教,使得当时杭州寺院遍布、高僧云集。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吴越国时,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胜举目矣”;吴越佛寺,“倍于九国”,由此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中心,被誉为“东南佛国”。

二、南宋杭州的佛教盛况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在五代末至宋初,由盛转衰,但随着吴越王钱泓俶的归降宋朝,一方面使吴越国境内免遭战乱的痛苦和破坏,另一方面也受到北宋前期历代帝王的重视,对佛教则采取了保护和支持政策,如在建隆六年(公元966年)时,普度童行八千人;雕刻大藏经;派遣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等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杭州佛教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保持着较为兴盛的状态,寺院林立,恰如苏轼所称:“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 宋·苏轼:《苏轼文集》]每日参拜一寺,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访遍杭城的所有寺院。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即来到了杭州,杭州佛教也正式进入了鼎盛时期。据《龙川集》记载:“两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

  1、南宋杭州佛寺、僧众数量众多

  “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杭州成为南宋首都后,北方人口大量涌入,特别是东京官民大量南迁,其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对杭州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五期。]使得当时的杭州人口超过百万,城市的繁华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

  另外,南宋杭州佛教的繁盛与当时的朝廷偏安于东南一隅有着紧密的关系。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如孝宗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 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10] 光宗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皇储国统”把持特权,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寺院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古刹。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高斯得在《耻堂存稿》中也有记录:“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4《钱塘南山开化寺记》]。

  此时,杭州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82%,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看,在全国范围内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江南佛都”之美称。

  据《梦梁录》的记载:“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山寺一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即城外)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即钱塘、仁和两县)大小梵宫,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五]当时,杭州辖域共有寺、庵671所,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

  又根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

  据《梦梁录》记载:“更七县寺院,自余杭径山能任禅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都城内外庵舍,自保宁庵之次,共一十有三。诸录宫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

   南宋嘉定年间,“五山十刹”制度的建立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 “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

  以上五山十刹的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其中仅杭州就占了三席,杭州的径山寺居于五山之首。另外十刹中,杭州中天竺、上天竺、昭庆寺分别被评为禅院“十刹”之首、教下“五山”为首和律寺之首。与佛教兴盛的南方相比,北方佛教在遭受会昌灭佛后,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和毁灭性打击,大量僧尼被迫还俗,寺院大量田产被没收。

  以上表明了杭州佛教之兴盛,同时也体现了杭州在经历吴越国之后又一次迎来了高峰,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从此也获得确立。

  2、杭州佛教宗派的异彩纷呈

  南宋杭州佛教在吴越国丰厚的基础上,宗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禅教净合流以及净土信仰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流。

  自隋唐以来,佛教宗派纷立,佛学义理达到巅峰,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宗派逐渐形成,佛教的中国化渐趋成熟。并且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唯识宗、三论宗、密宗等都曾在杭州流行,尤其以禅宗最为盛名,远播海外,对杭州佛教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杭州佛教发展到宋代,形成了所谓“江东佛教风格”,主要是以禅宗、净土宗和天台宗等相结合,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未有加於此者也。为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也。”[ 明·田汝成编:《西湖游览志余》]

  历来祖师相继在杭州卓锡开山,既是唐宋佛教宗派全盛时期的核心区域,也是佛教各大宗派传扬的中心地区。宋代的杭州佛教注重佛法的修行与实践,因此禅宗与净土信仰成了当时的主流宗派。禅宗创始自初祖达摩,至五祖弘忍时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为代表,北宗以神秀为代表。

  禅宗兴起于唐代,但真正达到鼎盛则是在两宋时期,唐代至南宋,禅宗的发展经历了六祖慧能大师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顿悟,又经南岳怀让、清原行思两系的发展,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

  沩仰宗到了五代已不再流传,入宋后法眼宗也不再兴盛,云门宗在南宋时逐渐衰落,而临济宗和曹洞宗成了宋代的禅宗主流,临济宗经发展分化为黄龙派与杨歧派,南宋时杨歧派成为临济宗的正统。曹洞宗在南宋时得以复兴,影响力仅次于临济宗,此时禅宗形成了“临天下、曹一角”的格局。

  杨岐派由杨歧方会创立,该派高僧辈出,人才济济,时称“三佛”的圆悟克勤、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令杨岐派进入全盛时期。特别是圆悟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住持杭州径山首创“看话禅”,独创大慧派,名声显赫,影响深远,后人称其为“划时代的禅匠”。

  另外,虎丘派在虎丘绍隆的开创下,经应庵昙华到密庵咸杰的发展,人才辈出,松源崇岳禅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杭州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等寺院僧人多达一千七百多人,日本僧人也远渡重洋来杭州参学求法,禅门盛风波及日、韩等国。

  南宋时的杭州不仅是禅宗的时代,也是净土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的弘扬重地。省常于宋太宗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在杭州昭庆寺组织净行社,专门提倡念佛修行,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在净土宗与各宗派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禅净并修的发展方向。

  律宗在宋代的南山祖师永智大师的传承下,中心移至杭州,并在仁宗庆历时兴建戒坛于昭庆寺而后允勘律师承兴山门,每年三月三日海内淄流,云集于此,对律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严宗在宋代的杭州也有一定影响力,在南宋师会和希迪的大力弘扬下,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发展。

  三、南宋杭州佛教的三教融合

  儒、佛、道三教为了各自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事实上,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出现“三教合一”的现象,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三教并存”到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俨然成为共识。

  北宋时期的契嵩禅师则是“三教合一”的提倡者,他认为儒佛虽然教化方式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致的,儒家重在治世、佛家重在治心,这主张顺应了朝廷的需要和社会潮流。两宋时期的大慧宗杲也有三教圣人所说之法,他号召“忠义之心”,强调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瞎堂慧远是圆悟克勤的一位高徒,在其语录和塔铭中也同样反映了儒佛一致的思想。

  三教融合的思想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也确立了南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基本方向。

  南宋杭州高僧大德代有所出。南宋以来,杭州佛教,可谓古刹林立,高僧辈出,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心区域。许多一流的佛门高僧来到杭州,据记载:“宋绍兴二十七年,礼部侍郎贺九中上奏高宗时说,全国僧尼二十万。”

  当时各地来杭参学的僧人众多,仅仅以六大名寺,即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三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寺和上天竺法喜寺为统计,就有112名南宋高僧,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代高僧的总和。

  1、若纳慧光,曾住持上天竺寺,后任左、右街僧录司,掌管禅教律三宗事务,并赐“白云堂印”。
 
  2、大慧宗杲,南宋著名的禅僧,他倡导的“看话禅”,在禅宗史上影响深远,有“划时代禅匠”之称,其出家后遍参知识,曾参访洞山微、湛堂文准等,三十七岁时在圆悟克勤门下开悟,随后两度奉旨住持径山,求法人数多达三千多人,出现“三千楼阁五峰寒”的盛况。

  3、佛照德光,大慧禅师的弟子,南宋著名的禅僧,一生先后住持灵隐寺、径山寺、阿育王寺等,国内外弟子众多,曾多次被孝宗诏入内廷讲经说法,并赐“佛照”,在现在的日本仍然被奉为祖师。
 
  4、瞎堂慧远,南宋临济宗的重要代表人物,师从圆悟克勤,乾道六年奉诏住持灵隐寺,孝宗多次奏对称旨并赐号“佛海禅师”,他的思想曾传入日本,对日本佛教具有一定影响。

  5、松源崇岳,南宋时著名的高僧,被誉为“海内之冠”。他出自临济宗杨岐方会派下,先后住持江浙一带如杭州灵隐寺等丛林古刹,其嗣法弟子众多,成为临济宗松源系的始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中日佛教交流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6、佛智道容,高宗时被传旨来杭主持重建净慈寺,并先后造田字殿,塑五百罗汉堂,使该寺成为“行都道场之冠”。

  7、长翁如净,两度住持净慈寺、传曹洞宗于日本道元,成为一代宗师。

  除以上这些著名的高僧外,还有主持并修建净慈寺、说法讲经轰动一时的退谷义云;主持并重建上天竺寺十六观堂、授左右街僧录的广慧妙珪;在慧因寺精研华严教义、赐号“圆宗禅师”的义和;主持净慈寺、建置宏胜甲于湖山的少林妙崧,敬叟居简、痴绝道冲、虚堂智愚、无准师范、偃溪广闻等等。
 
  还有不少有影响力的士大夫、居士名流也荟萃于杭州,对杭州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张九成、陆游、范成大、周必大等。恰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指出的,“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这些高僧与名士,无不学识渊博、三教融通,或著述丰硕,或行持精严,或品行高洁,或才华横溢,大大丰富了杭州的文化宝库,有效的提升了杭州的文化地位。
 

四、南宋杭州为中心的佛教传播情况

  杭州地处滨海之地,是唐宋以来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口岸,不仅吸引国内的名僧名士前来参学,而且也汇集了大量日本、朝鲜等国的僧人来杭州参访,据史料记载,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公元6世纪左右就展开了,至今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日本从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就向唐朝派出使者16次。据《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如圆尔辨圆、觉阿、神子荣尊、悟空敬念等。逐渐形成了以径山寺、灵隐寺和净慈寺为中心,对中国佛教文化传播起到了。

  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著名日僧觉阿率弟子金庆乘船入宋,到灵隐寺拜佛海慧远为师,觉阿在灵隐寺参学四年后回国传播禅宗思想,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广泛关注,这是日本禅宗史上第一位将禅宗传入日本的僧人,为后来日本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日本名僧荣西二度入宋,在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深入参禅问道,领悟临济宗真谛,回国后大力推广禅宗思想,对日本禅宗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
 
  据《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来灵隐寺拜师学法的日本僧人还有圆尔辨圆、无关普门等;另外也有无像近照、天祐思顺、无关普门、南浦绍明、南洲宏海等日僧前往净慈寺求学佛法。

  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无准师范禅师住持径山后进入鼎盛期,日本名僧络绎不断地来拜无准为师,其高徒众多,如圆尔辨圆、神子荣尊、及妙见道佑、悟空敬念等。

  圆尔辨圆(公元1202-1280年)和神子荣尊在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入宋,先后拜访了明州景德律院、天童山、杭州天竺、净慈寺等。圆尔辨圆在灵隐寺退耕德宁的指引下,到杭州径山寺拜访无准师范禅师,在宋六年后回国弘扬禅法,同时还将中国的禅道、书法、建筑、绘画、茶等带回了日本,成为京都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并此封“圣一国师”。
 
  41岁的神子荣尊于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入宋,随即遍参各大丛林,后到径山寺求法,44岁时返回国内开创了兴圣万寿寺。
 
  同时,中国也有一些高僧如兀庵普宁、大休正念、兰溪道隆、西涧士昙和无学祖元等应邀赴日弘法。兀庵普宁(公元1197-1276年)自幼出家,宋理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住持径山,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0年)赴日本弘法,在日本的五年期间受到了北条时赖的崇敬,禅风大振。

  大休正念(公元1215-1289年)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抵达日本,在兰溪道荣的礼遇下住持禅兴寺,后被奉为净智寺开山,圆寂后被封为“佛源禅师”,并形成了大休派,在日本禅宗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上这些僧侣为中日双方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起到了极大的贡献和作用,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东渡高潮”。

结语

  综上所述,杭州地处东南沿海的吴越地区,自古海陆交通发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城市之一,同时与日本一衣带水,与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早有贸易往来,因此可以说,“杭州佛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交流与佛教融合的结果;隋唐时期,佛教又由此东传朝鲜、日本,由此成为日本佛教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的祖庭所在地。宋元以后,杭州地区与东亚的佛教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乃至发展到今天,可谓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成为世界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亮点。

  (摘自光泉大和尚2018年3月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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