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国佛教史上的福田事业(一)
编辑:王华 日期:2019-02-01 10:33

   在中国,有组织、有制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慈善救济行为,应当说与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传入及拓展是分不开的。自佛教在中国生根后,凡跨越家族、宗族、地域的社会化的民间公益事业,如修桥铺路、开挖沟渠、植树造林、放生护生等,往往藉助寺院发起或有僧人直接参与、主持。在灾荒或战乱年代,各寺院普遍实行的施粥、施衣、施药、施棺等举措,也使宗教修行道场成为救济扶助弱势群体的避难所。本来,佛教徒以“福田广种”为信念,盖因佛陀所说增长功德福报的方法,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建造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设施。因此可以说,佛教的福田思想启蒙了汉地社会公益事业。



  佛教在谈到慈善事业时,常用“福田”作比喻。“田”含有生长和收获的意思,“福田”即可生福德之田。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收获功德、福报。
  
  佛教福田思想的重要经典根据是西晋沙门法立、法矩共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在这部经中,佛祖释迦牟尼号召“广施七法”。所谓七法就是:“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果园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

▲敦煌壁画·《福田经变》

  有幸的是,敦煌壁画中有两幅仅存的《福田经变》,可以让我们对“广施七法”获得直观而形象的认识。

  这是莫高窟同类经变的第一幅。从北到南描绘了“伐木”、“建塔”、“筑堂阁”、“设园地”、“施医药”、“置船桥”、“作井”、“建精舍”等情节。其中“伐木”是“立塔”、“筑堂阁”的一部分:三个穿犊鼻裤的伐木工人,正在为营建寺塔备料,运斧斫树,肩扛木材的形象画得十分生动。而一座两层、四门、中心置相轮的塔即将展现给世人:塔上一人正在修塔檐,另一人正在用滑车吊运材料。塔下一人在抹墙,另一人执矩尺在指挥工作。接着画面出现一座庑殿起脊的堂阁,檐下有人字拱与梁柱,台阶四周围以朱槛(下端被西夏重修时抹盖,仅余半身的工人正在挥动镘刀砑墙),靠南是一座有树木与围墙环绕的浴池,有二人正在池中洗浴。与其相邻的画的是“常施医药疗救众病”。这幅画分两组,上组画一病人探卧席上,家属二人各执其左右手,医师正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下组画一羸弱裸体患者,由家人扶坐,前面有一医师正在调制药剂,病人身后站立一执药少女。显然,这两个不同的医疗场景,显示两个患者有内症与外伤的区别……。《福田经变》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佛教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与《佛说诸德福田经》相比,《大智度论》在中国的影响似乎更为广泛深远。《大智度论》把福田分为二种:一、以受恭敬之佛法僧为对象的“敬田”;二、以受怜悯之贫、病者为对象的“悲田”。另有“三福田”﹙悲田、敬田、恩田﹚、“八福田”、“看病福田”等多种,但都不出悲、敬二大福田。
  
  在悲敬二田中,佛教更关注以贫病、孤老为对象的悲田。据《像法决疑经》所述:“我于经中处处说布施,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这种强调救助悲苦众生的悲田思想,是佛教慈善救济事业的理论指导。



  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文成帝时,沙门统昙曜上奏,请求将从刘宋夺得的平齐郡民户“平齐户”所应纳于国库的税收改纳僧曹,其管理权委于寺院,并规定每逢丰岁缴谷六十石于僧曹公署者,为僧祇户,所缴之谷为僧祇粟。“僧祇”意为“大众”。“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敝,亦即赈之。”
  
  北魏的僧祇粟(户)制度实际上就是:每逢丰收年,由人民以谷物六十斛(唐制为三千六百升)缴纳僧曹公署(管辖寺院的总机关,如同现在的佛教总会),以备饥荒时赈济饥民之用;缴交谷子的民户就称为“僧祇户”,其所缴的谷子则称为“僧祇粟”。这些僧祇粟储存下来,若遇荒年可供赈灾之用,待丰收年时再归还寺院,平时则加以活用,资助平民。这是为救济饥民而设立的制度,类似今日的农会、合作社的性质。此举不但增加寺院的人力,同时狱囚们在寺院里接受佛法的熏陶及僧尼的感化之后,常能痛改前非,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不仅消除了民怨,也解决了国家社会的经济问题。

  此一制度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欢迎,迅速普及到各地。如北齐武平六年(575),大水为灾,人民饥馑,政府不直接主持救济,而利用早已实施的僧祇粟、僧祇户政策,令寺院及富户去办理赈灾工作。僧祇粟成为一种社会救济基金,在北朝战争频繁、土地荒芜、赋税繁多、瘟疫流行的时代起了积极作用。僧祇户此后逐渐转化为寺户,由寺院直接掌握。
 
(待续)


编辑|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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