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组织、有制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慈善救济行为，应当说与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传入及拓展是分不开的。自佛教在中国生根后，凡跨越家族、宗族、地域的社会化的民间公益事业，如修桥铺路、开挖沟渠、植树造林、放生护生等，往往藉助寺院发起或有僧人直接参与、主持。在灾荒或战乱年代，各寺院普遍实行的施粥、施衣、施药、施棺等举措，也使宗教修行道场成为救济扶助弱势群体的避难所。本来，佛教徒以＂福田广种＂为信念，盖因佛陀所说增长功德福报的方法，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建造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设施。因此可以说，佛教的福田思想启蒙了汉地社会公益事业。
佛教在谈到慈善事业时，常用＂福田＂作比喻。＂田＂含有生长和收获的意思，＂福田＂即可生福德之田。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收获功德、福报。
佛教福田思想的重要经典根据是西晋沙门法立、法矩共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在这部经中，佛祖释迦牟尼号召＂广施七法＂。所谓七法就是：＂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果园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
▲敦煌壁画·《福田经变》
有幸的是，敦煌壁画中有两幅仅存的《福田经变》，可以让我们对＂广施七法＂获得直观而形象的认识。
这是莫高窟同类经变的第一幅。从北到南描绘了＂伐木＂、＂建塔＂、＂筑堂阁＂、＂设园地＂、＂施医药＂、＂置船桥＂、＂作井＂、＂建精舍＂等情节。其中＂伐木＂是＂立塔＂、＂筑堂阁＂的一部分：三个穿犊鼻裤的伐木工人，正在为营建寺塔备料，运斧斫树，肩扛木材的形象画得十分生动。而一座两层、四门、中心置相轮的塔即将展现给世人：塔上一人正在修塔檐，另一人正在用滑车吊运材料。塔下一人在抹墙，另一人执矩尺在指挥工作。接着画面出现一座庑殿起脊的堂阁，檐下有人字拱与梁柱，台阶四周围以朱槛（下端被西夏重修时抹盖，仅余半身的工人正在挥动镘刀砑墙），靠南是一座有树木与围墙环绕的浴池，有二人正在池中洗浴。与其相邻的画的是＂常施医药疗救众病＂。这幅画分两组，上组画一病人探卧席上，家属二人各执其左右手，医师正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下组画一羸弱裸体患者，由家人扶坐，前面有一医师正在调制药剂，病人身后站立一执药少女。显然，这两个不同的医疗场景，显示两个患者有内症与外伤的区别……。《福田经变》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佛教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与《佛说诸德福田经》相比，《大智度论》在中国的影响似乎更为广泛深远。《大智度论》把福田分为二种：一、以受恭敬之佛法僧为对象的＂敬田＂；二、以受怜悯之贫、病者为对象的＂悲田＂。另有＂三福田＂﹙悲田、敬田、恩田﹚、＂八福田＂、＂看病福田＂等多种，但都不出悲、敬二大福田。
在悲敬二田中，佛教更关注以贫病、孤老为对象的悲田。据《像法决疑经》所述：＂我于经中处处说布施，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这种强调救助悲苦众生的悲田思想，是佛教慈善救济事业的理论指导。
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文成帝时，沙门统昙曜上奏，请求将从刘宋夺得的平齐郡民户＂平齐户＂所应纳于国库的税收改纳僧曹，其管理权委于寺院，并规定每逢丰岁缴谷六十石于僧曹公署者，为僧祇户，所缴之谷为僧祇粟。＂僧祇＂意为＂大众＂。＂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敝，亦即赈之。＂
北魏的僧祇粟（户）制度实际上就是：每逢丰收年，由人民以谷物六十斛（唐制为三千六百升）缴纳僧曹公署（管辖寺院的总机关，如同现在的佛教总会），以备饥荒时赈济饥民之用；缴交谷子的民户就称为＂僧祇户＂，其所缴的谷子则称为＂僧祇粟＂。这些僧祇粟储存下来，若遇荒年可供赈灾之用，待丰收年时再归还寺院，平时则加以活用，资助平民。这是为救济饥民而设立的制度，类似今日的农会、合作社的性质。此举不但增加寺院的人力，同时狱囚们在寺院里接受佛法的熏陶及僧尼的感化之后，常能痛改前非，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不仅消除了民怨，也解决了国家社会的经济问题。
此一制度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欢迎，迅速普及到各地。如北齐武平六年（575），大水为灾，人民饥馑，政府不直接主持救济，而利用早已实施的僧祇粟、僧祇户政策，令寺院及富户去办理赈灾工作。僧祇粟成为一种社会救济基金，在北朝战争频繁、土地荒芜、赋税繁多、瘟疫流行的时代起了积极作用。僧祇户此后逐渐转化为寺户，由寺院直接掌握。
（待续）
编辑｜慧容
责编｜妙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