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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康熙十年徐增重修《灵隐寺志》

　　1、因孙志“迂曲”而重修

　　孙治的十二卷本灵隐寺志，并未得到灵隐寺认可。继具德弘礼和尚而为该寺住持的晦山戒显评价曰：

　　先师重建灵隐之后又有志矣，则吾友孙宇台祉翁之笔也。宇台于先师重建功业极力发挥，已十有六七；独于灵隐名胜，开章发轫，辩论太多，纡回曲折，乐成辩驳山水之书，似乖传信。先师临上双径，手是编亲授显，嘱以校雠付刻。戒显一览，觉多所未安。

　　祉翁，与“西山樵者”一样，亦孙治之号。戒严称，孙志记录具德和尚功业只有十之六七，且考证辩驳太多。双径，即径山。具德在上径前之前，将“是编亲授显”，证明了我们的推断：具德当在孙志撰成的康熙二年七月之后离开灵隐。“嘱以校雠付刻”、“觉多所未安”者，此时仅是手稿，尚未刊行也。

　　正因为对孙志颇有不满，戒显又找了徐增加以修润：适吾吴门故友徐子能氏惠顾冷泉，余乃笃留，馆之丈室。初属涂抹拙集，次举白、孙二志，力求典窜。子能乃焚膏继晷，尽力校雠研磨，秃尽管城，坐穿皋比。阅一载而后成，举白志之俚俗者而雅驯之，孙志之迂曲者而直捷之。然后开门见山，如飞来、冷泉，举目洞达。先师重兴大业，盖天盖地，和盘托出矣。有此书也，不惟先师血汗永耀灵山，并一百馀代禅祖，其崩崖裂石之法语、餐冰嚼雪之高风，及古今巨公伟人、奇文异藻，囊括殆尽。虽不比二酉厔盩之藏，以此悬之国门、名山，岂不共昭垂不朽哉？爰付剞劂，质之大方。灵山一会，从此永远未散矣。

　　康熙岁次壬子闰七月既望，灵隐嗣法继席门人戒显百和南撰。戒显笃邀徐增住灵隐寺，最初是修改自己集子，其后方改定灵隐寺志。“举白、孙二志”者，其时孙治和白珩所撰皆存，且是合二志而为新志，并不仅仅改正孙志也。“举白志之俚俗者而雅驯之，孙志之迂曲者而直捷之”，也是这个意思。

　　现传《武林灵隐寺志》各卷首署曰：

　　武林西山樵者孙治宇台初辑

　　吴门而庵居士徐增子能重修

　　住灵隐第二代戒显晦山校订

　　这种署名，全盘抹杀了白珩八卷本的功劳，掩盖了孙治十二卷本乃在白本基础上撰写的事实，显然是不公允的。而且，戒显仅对孙志提提意见而已，并未参预涂抹改窜工作，也不应享“校订”之誉吧。

　　此外，严沆称赞孙志“然则具德和尚重兴灵隐，功冠八纮，道光千载，而斯志直空前后，其不朽矣乎！”，也嫌过分。仅从孙诒志十二卷、现传《武林灵隐寺志》八卷而论，徐增还大大压缩了孙志的篇幅，倒与白珩志相合。

　　2、晦山戒显发愿因缘

　　鼎力支持徐增重修灵隐寺志的晦山戒显，现传《武林灵隐寺志》当然亦有其小传：

　　晦山戒显禅师，临济宗。字愿云，太仓王氏子。弱龄游泮，称名儒。甲申国难，作诗文告庙，入金陵华山礼三昧老人，祝发受具。遍参天童、雪峤诸大老。复参灵隐具和尚，于皋亭大悟“云门拄杖”话，遂嗣法焉。初隐庐山，次开法云居，一住十载。嗣住东湖荐福、黄梅四祖、临皋安国、武昌寒溪、荆州护国、抚州疎山，化行江楚，道望大著。康熙丁未，具老人迁双径，命师继席灵隐。语录、诗文有若干卷，盛行于世。

　　甲申国难，谓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覆灭也。因此出家，晦山盖明遗民矣。作为具德弘礼法嗣，在康熙丁未（六年，1667）具德往径山时，由其继任灵隐寺方丈，亦属自然。因灵隐寺为十方丛林，住持之位并不能私相授受，所以还是有一定程序的。这段文字也证明了我们前面的推断，具德赴径山在孙治撰就灵隐寺志十二卷的康熙二年之后。

　　上援小传称戒显有语录和诗文若干卷，现传《武林灵隐寺志》也节录其法语、〈灵隐禅堂募重新翻盖大雄宝殿疏〉、〈募化累石增灵隐山门景致疏〉、〈灵隐募刻《华严》大经疏〉、〈济颠本传序〉、〈跋中兴灵隐寺碑〉、〈本师具德老和尚行状〉，另有〈飞来峰〉、〈冷泉亭〉和〈莲花峰〉等诗作，可一窥风采矣。如〈飞来峰〉：“何代飞来此，空蒙郁乱青。千奇灵鹫石，一碧冷泉亭。壁破盘螺髻，幢高涌梵经。有僧孤顶住，夜半火浮星。”

　　3、重修实相及孙志遗存

　　徐增自述其重修因缘云：九年冬，余过灵隐。时晦山和尚住持，属余重修之。

　　郑夹漈尝有言：“志者宪章之所赖，非深于典故者不能。”江文通亦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吾辈不谙法门事，则修寺志不尤难乎？史迁谓之整齐故事，一似易之。此在子长则然，后汉而下正以整齐为难耳。余幼尝侍教于大君子矣，习其绪论；今余已六十，衰迟自弃，从不敢身预其事。兹既已有人整齐之，而余何必复修之？修之而余不辞者，盖有故焉。圣叹尝言之：“适幸作得一篇文字，可惜早间欲作而为他事所夺，失却一篇文字。假今不作、明日作，当更另有一篇文字。”此深知时节因缘之道者也。是故在易庵时，有易庵时之灵隐志书；在具和尚时，有具和尚时之灵隐志书；在晦和尚时，又有晦和尚时之灵隐志书：时节因缘，先后固不得相假也。虽然，人各有心，各如其面。用我之手，握我之笔，发抒我之意，以为我所修之志各求其当，遑计修志之前有其人焉，不敢与之或有异同；又遑计吾志修之后有其人焉，与我绝不异同也。即我既修之后，属我重修，我亦不能必其无异同焉。我总听之于时节因缘而已矣。

　　康熙十年岁在辛亥夏六月望日，吴门徐增子能氏书于灵隐寺面壁轩。在慨叹修志之难后，点明在前人已经有志的情况下，答应重修的原因，竟然是“时节因缘”。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寺院志。也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条件具备时，当创撰或重修寺院志，以记录这段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表彰出家在家的功德。

　　徐氏在康熙九年（1670）冬、即晦山任灵隐寺住持三年之后，受命重修灵隐寺志，至康熙十年六月既已竣稿，为时不到一年，其受惠或说直接沿袭前面二志之处，定然极伙矣。

　　现传《武林灵隐寺志》，明标出自孙治志者公有4条：孙宇台志云：“武林在钱唐县，发源于天目，森列钱唐。东至赤山埠、进龙浦，西至古荡西溪，北环西湖，南控浙江，周回六十馀里为当。”（卷一〈武林山水〉）

　　孙宇台曰：“按吴越建号有天宝、宝大、宝正。开宝是宋太祖年号。开宝九年，俶与妻孙氏、子惟演、孙承祐来朝。岂八年树幢而九年来朝欤？要其归命奉朔之意已久矣。”（卷五上〈累朝檀越〉）

　　孙宇台《灵隐寺志》：“天目山有二水。一条东流经于潜、临安，百五十里至余杭为苕溪；又东三十里抱钱塘；又东北流六十里，过湖州，入太湖。一条西趋于紫溪，合桐庐之水，汇于钱塘。此郭璞所谓天目两乳也。南山如龙，北山如凤，此郭璞所谓龙飞凤舞也。海门一日两潮，日轮正从鳖子门上，此郭璞所谓金星也。其块土为帝王都会，璞留谶记，盖预知五百年潮打西兴，然后为帝王都会也。夫自郭璞以前，南北皆为武林山，嗣后始有龙飞凤舞之目。然南山有凤凰山，是南山亦可曰凤；而北山有桥曰回龙、有洞曰龙泓，是北山亦可曰龙也。”载第八卷之四十八板。（卷五上〈累朝檀越〉）

　　孙宇台之志灵隐也，有〈山林碎录〉一卷，其言曰：“高僧之迹，名贤之概，既详之矣。而遗言、逸事，亦何可废耶？”（卷八〈遗事〉）由第一至三条而论，确实如戒显所说，“独于灵隐名胜，开章发轫，辩论太多，纡回曲折，乐成辩驳山水之书”，几成考证之作矣。

　　此外，钱唐厉鹗《南宋画院录》卷五〈梁楷〉：宋妙峯和尚住灵隐，有四鬼移之而出。梁楷画四鬼夜移图，中峯为之䟦曰：“昔南泉谓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觑破。不知鬼神不著便，白日被王老师热瞒。”相传妙峯和尚住灵隐时，为四鬼所肩而出。当时赖是妙峯，若是王老师，未免又作修行无力㑹也。一种是慢神吓鬼，显异惑众。今又被人描貎将来，不知面皮厚多少？” 孙治《灵隐寺志》。

　　因孙治十二卷本最终未能刊刻，厉鹗所见当为稿本。也就是说，除了徐增、晦山等与灵隐寺有莫大因缘者而外，世间亦尝有人得以寓目孙志矣。

　　这段话，徐增重修本为：妙峰和尚住灵隐，尝有四鬼移之而出。梁楷画〈四鬼夜移图〉，中峰为之跋曰：“昔南泉谓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觑破。殊不知鬼神不著，便白日被王老师热瞒。”相传妙峰和尚住灵隐时，为四鬼所肩而出。当时赖遇妙峰，若是王老师，未免又作修行无力会也。一种是谩神吓鬼，显异惑众。今又被人描模将来，不知面皮厚多少？

　　虽然文字有一定差异的，但大致还是沿袭孙志。也就是说，徐增重修只是祛除了孙志太过繁琐的考辨言论之语，再略为调整了一下语辞而已，其他则沿袭前此的白珩和孙治两种旧志。

　　总之，白珩撰《灵隐寺志》八卷乃迄今所知最早的灵隐寺志，为孙治新辑和徐增重修的基础，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书因明万历中昌黎白珩之志稍增损之”，故当擅首功，现传《灵隐寺志》的署名未见公允，应改署为“（明）白珩始撰，（清）孙治再辑、徐增重修《武林灵隐寺志》”方妥。另外，在清代康熙年间灵隐寺更名云林寺以后，又别有厉鹗《增修云林寺志》和沈荣彪《续修云林寺志》之撰，此二志当赓后论之。（续完）

　　摘自《吴越佛教》第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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