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杭州灵隐寺每年启建“结夏安居•共修华严”法会，今年为配合疫情防控，“2020年结夏安居”定于庚子农历闰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公历6月6日——9月2日）举行。在此期间，灵隐寺僧众将潜心修行办道，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以此诵经功德，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为何僧人要进行结夏安居呢？这需要从早期原始佛教说起。印度一年分为春、夏、冬三季，对应佛教中则为热、雨、寒三时。安居，梵语译为雨期（印度的雨期为三个月），安即安心，居即居于一处，佛陀倡导弟子在雨期减少外出，注重修行。因此，安居又译作夏安居、雨安居、坐夏、夏坐、结夏、坐腊、一夏九旬、九旬禁足、结制安居、结制等。

　　实际上，安居制度并不始创于佛教。《四分律》中有载：“佛时代，有六群比丘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夏月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卧具、针筒。踏杀生草。时居士见已，讥嫌云：沙门弟子，不知惭愧，于一切时游行，漂失衣具，踏杀生草，断他命根，外道尚且三月安居，而且虫鸟也有巢窟止住，沙门释子，云何如是。诸惭愧，有乐持比丘，以此白佛。故制三月安居。“其中的”外道“，应为印度的婆罗门教。后来定期潜修的安居制度，就成为僧团的谨遵佛制和修持戒律。

　　简单地说，安居制度于佛教而言是契理契机的。其之所以被视为僧人的必修功课和僧团的必修制度，可以用唐代道宣律师讲述的三点缘由来概括，即：”无事游行，妨废道业“；”损伤物命，违慈实深“；”所为即非，招世讥谤“。

　　首先，”无事游行，妨废道业“。僧人主要以修行为正业，安居无疑能够为僧人争取更多修习佛法的时间，这样定时定量的修行对僧人提高自身的修为有莫大帮助。正因为此，安居并不只拘泥于夏雨季，凡是定时定量为某种目的的精进修行等，皆可称为安居。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僧人不仅继承了结夏安居，还发展出来结冬安居。

　　其次，”损伤物命，违慈实深“。安居之所以能够纳入到佛教的戒律里，还在于其与佛教的慈悲精神相契合。春生夏长，夏季是生命旺盛的季节：草木繁茂、虫蚁众多，安居则是为了避免因出行而对其他生命造成伤害。安居一处，潜心修道，正体现出佛教的护生惜生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所为即非，招世讥谤“。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不仅是出世间的宗教，注重僧人自身的修行解脱，同时也是入世间的宗教，所谓佛法在世间，僧人也致力于向世人弘扬佛法，发挥佛教化世导俗的正面作用。而僧人只有如法如律地修行，提升僧人的整体形象和修为，都能够从内心感化世人，令人信服。

　　安居以农历四月十六为起日，七月十五为讫日。但夏安居中，有两天具有特别的宗教意味：农历四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农历四月十五，是佛吉祥日，巴利文译为卫塞节，即月圆日，象征佛陀德智圆满、福慧具足。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将其视做佛诞日，由于佛陀降生、成道、涅槃都是在月圆日，这一天也称做”三期同一庆“。而农历七月十五，不仅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祭祀节日之一——中元节，同时也是佛欢喜日或僧自恣日。自恣，就是僧人在结夏安居的最后一天，向其他僧人公开忏悔自身于见、闻、疑等三事中所犯之罪，之后能够自生喜悦，故以名之。因此，自恣日是僧人护持佛法的圆满之日。此外，戒律还规定，安居结束前僧团要举行自恣受岁，这于僧人而言，就像普通人”过年“一样，意味着又增加了一岁，怎么说都是非常殊胜的日子。僧众在这一天还会举行庄严隆重的盂兰盆会，以报父母长辈之恩，这就是盂兰盆节。

　　笔者认为，特定意义的纪念节日，比如佛吉祥日和佛欢喜日，不只是佛教界自身的欢腾，这样的仪式庆祝也有助于加深僧团对自身宗教传统的记忆，进而促进自身修行的自觉。比如农历四月十五举行安夏的安居仪式，则有助于坚振僧人潜修安夏的信心。当然，实现安居的真正目的，凭借仪式的维系是不够的，更需要僧人在修行的过程中能够”走心“，即努力做到要期在住、形心摄静。僧团要实现有序的集体共修，需靠佛教戒律维系。最后，愿灵隐僧众能在今年的安居期内精进道业，清凉自心。【待续】

　　转载自《冷泉之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