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东晋时期的佛教义学——中国佛教史略之东晋佛教(五)

编辑:两车 日期:2021-05-03 14:38



东晋时代的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以般若性空之学为其中心。在罗什以前,从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余人,或读诵、讲说,或注解经文,或往复辩论,或删繁取精而为经钞,或提要钩玄而作旨归,或对比《大品》、《小品》,或合《放光》、《光赞》,从而对于般若性空的解释,产生种种不同的说法,而有“六家七宗”之分。



六家是:

一、道安(说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法汰、竺法深(说从无生有,万物出于无)的本无义。

二、关内的即色义(说色法依因缘和合而生,没有自性,即色是空),和支道林的即色游玄义(说即色是本性空)。

三、于法开的识含义(说三界万有都是倒惑的心识所变现)。

四、释道壹的幻化义(说世间诸法都如幻化)。

五、竺法蕴(对外物不起计执之心,说它空、无)、支愍度、道恒(两家之说不详)的心无义。

六、于道邃的缘会义(说诸法由因缘会合而有,都无实体)。


六家中本无家有两说,所以合称七宗。



由于此时《中论》、《百论》还没有翻传,而且《道行》、《放光》、《光赞》诸本般若的文义又不畅达,故各家对于性空的解释,不免各有所偏。只有道安的学说还符合经义,但“炉冶之功,微恨不尽”。般若性空的正义,直到罗什才阐发无遗。罗什综合《般若》经论而建立毕竟空义,其说散见于《大乘大义章》和《注维摩经》中。后来僧肇继承他的学说,更建立不真空义。


在道安的时代,还有用“格义”的方法来讲述佛教的,这是和道安同门的竺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昙相等。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当时依附他的门徒,多半于世典有相当造诣,而于佛教教理却还没有入门,法雅于是和康法朗等把佛经当中的事数和世间典籍比配讲说,今门徒了解;这就叫作“格义”。后来这种方法为道安、法汰所驳斥而废弃。



这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勒净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道安。在道安以前关于弥勒的经典已经译出了《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等好几种。


道安每与弟子法遇、昙戒等八人,依据经说,同在弥勒像前立誓,发愿上生兜率。少后,又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陀净土(极乐)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于潜青山竺法旷(327—402)。关于弥陀的经典,远在早期就已有《无量寿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译出。



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又依支遁所作《阿弥陀佛像赞》文,可知晋世已经有讽诵《阿弥陀经》而愿往生的证验。但大弘弥陀净土法门的是慧远。


慧远于元兴元年(402)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颍之、南阳宗炳等,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净土为期,故后世净土宗人推尊为初祖。此外愿生弥陀净土的,还有慧虔、昙鉴、僧显、慧崇等。


又观音信仰在这时期亦已流行,据说祈愿观音而得到感应的,有法显、慧虔、法纯、帛法桥及邵信等(见《高僧传》)。此外,以习禅为业的,有竺僧显、帛僧光、竺昙猷、慧嵬、支昙兰、法绪等。



东晋时期的佛教文学,经过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即是翻译文学,这到鸠摩罗什而非常成熟。罗什所译出的经论,大半富有文学的价值,特别是《金刚》、《维摩》等经,文笔的空灵,辞藻的美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块新园地。


佛陀跋陀罗的译籍《六十华严》,以壮阔的文澜开演微妙的教理,弘伟瑰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希有的巨制。同时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实入诗文的渐多,诗有罗什的《赠沙门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赠慧远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释迦文佛像赞》等,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等;文有僧肇的《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等论,僧睿所作诸经论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沙门袒服》等论及诸经论序,刘遗民的《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文》等,乃至当时一般佛教学者的书简,大都是文意美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