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法师，河北常山人，12岁出家，受具足戒后外出参学，在邺城师事佛图澄大师（232—348），当时已有“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佛图澄大师圆寂后，因为世乱，道安法师率众四处避难，虽颠沛流离于冀晋豫一带但修学不辍，后在襄阳居住了15年，组建僧团，整理经录，制定规范，统一释姓，逐渐成为望重天下的佛门领袖。太元四年（379），道安法师来到前秦首都长安，驻锡五重寺，组建译场；太元十年（385）圆寂。16年后，鸠摩罗什法师始入长安，“恨不（与道安法师）相见，悲恨无极”。

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来看，称东晋的道安法师是“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也不为过。梁启超曾赞誉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佛教之有道安法师，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之所以说道安法师是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其贡献是多方面的：

道安法师在长安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官办佛经译场，领导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佛经共百余万字，直接影响了后秦鸠摩罗什译场的产生。道安法师总结佛经翻译经验，率先提出了佛经翻译“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

“五失本”是指汉语译文与梵语原文在表述形式上有5个方面的差别：词序不一致；译文要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加入原文没有的修饰语；译文要删略原文为强调而多次重复的地方；译文要删略原文在结尾处总结全文的“义记”；原文在转到下一话题前，喜欢把前面说过的再重复一遍，汉译都删掉了。也就是说，翻译必“失本”。

“三不易”是指翻译佛经有三种不容易：古今时俗差别，翻译要去掉佛经中“雅古”成分以适应现在的语言习惯，一不容易；佛教圣人所说经论充满智慧，要将其精义准确传达给现在的世人，二不容易；众罗汉当初第一次结集三藏，回忆佛之所说，尚且极为努力，今日凡夫按自己理解翻译佛经，要想译好，三不容易。梁启超曾概括“三不易”为：“既需求真又须喻俗”“佛智悬隔契，合实难”“去古久远，无从询证”，是有道理的。

道安法师由此明确了佛经翻译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他所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对于传统佛教思想的现代转化仍有启示意义。

道安法师编纂经录，是中国佛教佛典整理之始。道安法师时期，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人们很难判定哪些是传入的，哪些是伪造的。道安法师因此编成《综理众经目录》，后世称《道安法师录》，是最早成体系的佛经目录，对后世佛典整理有开拓性的示范意义。

佛教初传中土百年间，独缺完整律典。道安法师在襄阳的僧团有几百人，长安僧团有几千人，维持僧团的制度却不完备。戒律不明，僧众杂乱，已经引起世俗非议。在这种情况下，道安法师在襄阳制定“僧尼轨范”，襄阳数百人的僧团乃至长安几千人的僧团，因此管理得秩序井然。此后，这部僧尼轨范，“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道安法师依外来佛教律法而别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僧制，所谓“半华半梵”，为唐代百丈禅师创立清规开辟了先例，而宋代以后的中国佛教寺院生活，基本都是按《百丈清规》开展的。

道安法师“以释为姓”的改革，在形式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一体化进程。汉魏以来，在中国的出家人姓氏纷杂，如来自西域安息者以“安”为姓，康居、月支、天竺者各以“康”“支”“竺”为姓等等；中国的出家弟子则多从师姓，有的甚至未改俗姓。僧人统一以释为姓，是中国汉传佛教的一大特色，道安法师这一改革，减少了因姓氏差别带来的阶级、门第等社会差异对僧团团结的影响，对于中国佛教的一体化进程功不可没。

道安法师对佛教中国化的开拓性贡献，还在于他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这一主张。道安法师中年迭遭战乱，曾率众逃难至河南嵩县，不久，又遇前燕兵锋逼近，于是南投襄阳，走到新野，对徒众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道安法师的原意是：“现在遇到饥荒、战乱，（这么多人，吃饭都困难，而且很容易死于乱兵之中），如果不去依靠国主，（大家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传布佛法？”在这里，“国主”一词更多是一种指代或象征意义，并非实指“国主”本人，指代的是“国主”所能提供的安全生存环境和稳定社会秩序。这可以反向解读出道安法师对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的渴望，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好、世道好或社会安定乃至富强了，佛法才能更好地弘扬。因此，这句话表现出爱国爱教的意味。

如果作进一步的引申解读，将“国主”理解为指代或象征了其所制定的世间法律规范，那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这句话也可解读为“不遵守国主（所制定的世间法律），那么佛教法事活动就很难开展”，其中内含的是佛教在世间要尊重、遵守法律和礼仪，不能自恃某种身份而胡作非为的意思，包括宗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可以说，道安法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的主张，开启了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及正确处理政教关系的先河，是佛教中国化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报》（2022年3月15日7版），作者张云江、田亮，为适应公众号阅读特点，略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