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慧宗杲禅师，俗姓奚，宣州宁国人（今安徽省宁国市），出生于北宋元祐四年（1089），17岁时出家，初“阅古云门录”，拜谒天衣义怀的弟子，求“闻雪窦（重显）奥旨”；19岁时游方参学，“曾参洞山微禅师（芙蓉道楷的弟子），二年之间，曹洞宗旨一时参得”，但他似乎很不喜欢曹洞宗“功勋五位”“偏正回互”以及“五王子”之类的繁琐葛藤，在僧堂前留下一纸榜文“大丈夫参禅，岂肯就宗师口边吃野狐涎唾？尽是阎老子面前吃铁棒底”，便离开了。

21岁时，宗杲投入临济宗黄龙派湛堂文准门下，一住便是六年，直到文准去世。文准临终前嘱咐宗杲投奔杨岐派的圆悟克勤。宣和七年，时宗杲37岁，终于在汴京天宁寺拜见了圆悟师，苦参半年，终在圆悟“有句无句如藤倚树”的公案禅下一语顿悟，从此“如个太平无事时，得路便行，更无滞碍”，圆悟“遂著《临济正宗记》以付之，俾掌记室，分座训徒”。

靖康之难后，圆悟与宗杲分别南下。圆悟奉敕住润州金山寺，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乞云居山归老，朝廷厚赆其行”。宗杲则辗转扬州天宁寺、虎丘云岩寺，后在建炎二年（1128）“十月省觐圆悟于云居”，“至山次日，入首座寮”。一年后，圆悟克勤归蜀，宗杲则于建炎四年（1130）春携弟子迁入云居山后的云门庵，“至四十六岁（绍兴四年，1134）二月方入闽，在云居前后六年，与竹庵珪禅师共作颂古一百一十则，集《禅林宝训》。”

绍兴五年（1135），朝廷任命抗战派的赵鼎、张浚为左、右宰相。张浚与圆悟都是四川人，张浚宣抚四川时，圆悟曾执其手而托付说：“杲首座，真得法髓。苟不出，无支临济宗者。”故而张浚回朝后遂以临安府径山延之。“之明年，众将一千，皆诸方角立之士，师行首山令起临济宗，憧憧往来，其门如市……由是宗风大振，号临济再兴”。

宗杲不仅与张浚有此渊源，更以参政李邴、中书舍人吕本中等为方外道友，与侍郎张九成尤为莫逆之交。“神臂弓”事件就是发生在宗杲与张九成两人身上的一桩著名文字狱。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侍郎张公九成以父卒哭，登山修崇。师升座，因说：圆悟谓张徽猷昭远为铁铲禅，山僧却以无垢禅如神臂弓。遂说偈曰：

神臂弓一发，透过千重甲。

仔细拈来看，当甚臭皮袜！

次日，侍郎请说法，台州了因禅客致问，有“神臂弓一发，千重关锁一时开；吹毛剑一挥，万劫疑情悉皆破”之语。未几遭论列，以张坐议朝廷除三大帅事，因及径山主僧应而和之。五月二十五日准敕，九成居家持服，服满别听指挥；径山主僧宗杲，追牒责衡州。绍兴二十年（1150），再谪梅州，然而其徒“真服其心”，“裹粮从之，虽死不悔”。

所谓“神臂弓”，原为宋神宗下令制造的一种兵器，据《容斋三笔》记载：“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羽长数寸，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神宗阅试，甚善之，于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绍兴五年，韩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敌弓’，以与金虏战，大获胜捷。”宗杲用这种当时威力巨大的武器赞誉张九成的禅法（无垢禅），实际上是赞许张九成对议和派强烈的蔑视态度。“仔细拈来看，当甚臭皮袜”一句则显然是宗杲对秦桧之流的蔑视。

此则丛林公案传至朝廷，自然引起秦桧的嫉恨。张九成因此被谪居南安军，宗杲则被毁衣焚牒，屏居衡州。然而宗杲却坦然顺受，不以为恨。当衡州郡守打算私免宗杲旬呈时，宗杲毅然拒绝说：“无以我累人。此意岂流俗泛泛者所能窥之哉？”而作诗曰：“十亩荒园旋结茅，芥菘挑尽到同蒿。圣恩未许还磨衲，且向阶前转几遭。”这与张浚当年被贬零陵，面对秦桧虚言赐死的传闻，坦言“若果如所传，朝服拜命就戮以谢国家”的态度非常相似。

宗杲的忠君思想与其爱国热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值是之故，宗杲即使在流放途中仍然受到弟子及信众的爱戴与追随。薛季宣说：“僧宗杲得罪秦相，褫服加巾窜岭表，道出南海某，从之者数百人。或欲以危法加之，用茹菜事魔告之。伯父曰：得非僧宗杲者，皆佛之徒尔。告者惭沮，不敢复言。”

大慧宗杲虽然被奸臣所诬，颠沛于岭表，但始终不曾磨灭拳拳爱国之心，留下了不少洋溢着民族气概与爱国情操的诗偈。如：

总道见桃华悟道，此语不知还是无。

茫茫宇宙人无数，那个男儿是丈夫。

再如隆兴元年（1163）三月，宗杲闻王师凯旋，作偈曰：

氛埃一扫荡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

世出世间俱了了，当阳不昧主人公。

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卒，“皇帝特恩放还，明年复僧服。四方虚席以邀，率不就。最后以朝命住育王……又二年（1158）移径山。师之再住此山，道俗歆慕，如见其所亲。”隆兴元年（1163）八月十日大慧禅师示寂于径山明月堂，世寿七十有五，坐夏五十有八。

宗杲38岁时正值靖康之难，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掳去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即位于归德，改元建炎。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一年的十四年间，宋金一直处于且战且和的不安定局面中，南宋朝廷中的抗战派与议和派的势力也是此消彼长，与动荡时代相伴随的便是宗杲曲折起伏的一生。

宗杲虽是出家人，却并不认出家人仅仅是“坐在黑山下鬼窟里”，如土木瓦石般枯坐，而应该积极入世，表现出“当阳不昧主人公”的担待的精神。正是宗杲这种与儒家知识分子声气相投的“主人公”精神，使得他与朝廷士大夫达成了思想上的共鸣。张浚就如此评价宗杲：“杲有忠君爱物之志，非若声闻独觉之私，厌生死而乐寂灭也”，并为之塔铭曰：“师为方外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其论甚正确。”而从佛教来说，他的这些做法更是将临济禅单刀直入、活泼简洁的禅风从丛林带入了庙堂，在家国天下事中生动再现了“触类是道”“立处即真”的禅宗思想。

（本文摘录自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利文《试论南宋初年爱国佛教的兴起——以大慧宗杲的行迹为考察》，为适应公众号阅读习惯，略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