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识｜冶开禅师与清末民初杭州灵隐寺大殿的复建

编辑：两车日期：2024-11-20 09:09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所至之处，“遇神则斩，遇庙则烧”，凡“遇有神像则必毁坏之”，江南佛教经此“焚像毁庙”的摧残，古刹禅林焚毁殆尽。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入杭，灵隐寺亦遭焚毁，仅存天王殿和罗汉堂。

同治以后，灵隐寺进入复建时期。先后有顿觉智海、顿明贯通、圆悟云溪、圆洲通泉、真慈昔征（1849—1917）、圆照慧明等诸位住持参与恢复建设。但大雄宝殿由于工程浩大，始终未能动工复建，直至昔征法师时才着手复建。据胡祥翰《西湖新志》（1921）、巨赞《灵隐小志》（1946）、海因《灵隐小史》（1954）中记：

光绪二十八年（1902），住持昔征就直指堂遗址兴建大悲阁。昔征住持十年，锐意整顿，获得盛宣怀、盛苹臣父子的护持，于宣统二年（1910）重建大雄宝殿，仍高十三丈五尺，气象巍巍，上矗霄汉，殿中也用大木柱十六根……比以前的建筑，更加宏状，构造形制基本上还是唐代风格。

▲灵隐寺大殿（费佩德摄，1909年）

由于工程浩大，直至宣统二年（1910）才竣工，参与这次复建工作的有灵隐住持昔征法师、清末著名禅僧冶开禅师、清末重臣盛宣怀和美国著名商人大来等，其中盛宣怀则是组织者和捐助者，而冶开禅师则担任主修者，整个大殿的风格和布局都出自于冶开禅师之手。

冶开禅师（1852—1922）自常州天宁寺退居后致力于慈善赈济事业，并于杭州灵隐特起大殿，于上海玉佛寺创念佛堂等。其中杭州灵隐寺大殿的复建造规模在近代佛教寺庙的复建过程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它是冶开禅师复兴禅林的杰出作品。

关于冶开禅师修建灵隐大殿有如下记载：

喻谦《清镕传》：年三十八，复来天宁，再易寒暑，遂继主席……劳劬九秋，因病告退……后往灵隐，特起大殿，使人敬仰。复于上海玉佛寺创念佛堂，以弘莲化。

庄蕴宽《冶开传》：三十八岁复来，四十岁始主席……九年后，应病告退……其后，造杭州之灵隐寺大殿，于上海玉佛寺开念佛堂。

叶尔恺《冶开塔铭》：兵燹后重修本寺（天宁寺），……其他修常州文笔宝塔及政成桥，复东郊太平寺，并募刻藏经，造杭州灵隐大殿诸役，愿力所至，士民信赖。

显彻《冶开行述》：回天宁，……在位时，复以余力兴复东郊寺、塔，退居后，又至灵隐建殿、修像，在上海玉佛寺创居士念佛会，手书偈语，悬壁开示，一时缁素云集，法集鼎盛。武进屠寄《冶开寿言》：退位后，又至灵隐修建殿像，在上海玉佛寺创立居士念佛会，一时公卿耆硕皆被启发，当下获益，风传远近。

▲冶开禅师

叶尔恺的塔铭和显澈的行述中并没有记载具体时间，喻谦、庄蕴宽的传中记，冶开禅师是三十八岁（1889）回天宁寺，二年后，也就是四十岁（1891）时继席天宁寺，那么九年后退居至灵隐，时间当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若依显澈的《冶开语录》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继任天宁寺住持，九年后退居至灵隐来推算，冶开禅师至灵隐的时间要晚六、七年，当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

据应慈《月霞显珠行略》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冶开禅师于天宁寺为明镜显开、月霞显珠、惟宽显彻、应慈显亲授法记别。次年，琢如显泉住持天宁。由此来看，冶开禅师至灵隐的时间当在三十二年。

结合灵隐大殿的起建和竣工时间，以及西方人士所拍摄的老照片和盛宣怀与灵隐大殿的相关事迹来看，冶开禅师至灵隐起建大殿的时间光绪三十二年比二十五年要合理的多。宣统二年（1910）年，大殿竣工，工程历时约五年。

从《冶开塔铭》和《冶开寿言》看，冶开禅师还主持了大殿内佛像的塑造。民国四年（1915），冶开禅师写给盛宣怀捐助大佛像的收条可以证明这一点（“收到盛止叟大护法助灵隐寺大佛功德洋一千五百元正。此照。民国四年（1915）阴历十一月初四日”）。资料显示，民国期间，冶开禅师的主要活动在上海，但他仍然是灵隐大殿后续工作的主持者。

灵隐寺大殿是一座单式重檐式建筑，殿高33.6米，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气势轩昂，雄伟壮观，是近代佛教建筑的精品工程，也可以说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的一座较有规模的佛教建筑。冶开禅师是当时著名禅僧，复建常州天宁寺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和肯定，请他来主持大殿的复建，无疑代表了晚清政府对灵隐大殿复建的高度重视。灵隐寺大殿清末民初的这次复建和新中国建立后的重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性，而后者直接是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怀和指示下完成的。一座大殿的建造，能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参与，灵隐大殿当是唯一的。

近现代史上的这两次复建，都是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完成的，它见证了“中国佛教艰难的近代转型之路”，是“中国佛教在近现代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中走向改革、复兴以及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本文节录于杭州佛学院讲师存德《清末民初杭州灵隐寺大殿的复建》，为适合公众号阅读习惯略作改动，原文刊载于《狮子吼》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