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916—1125），国号大辽，又称契丹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人建立的一个朝代，统治从公元916年至1125年，长达210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在907年称“天皇帝”，916年，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国号“契丹”。

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辽朝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918年辽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926年辽朝灭渤海国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尊崇佛教，佛教大盛。

蓟县独乐寺辽代彩塑十一面观音像

辽代佛教造像遗存十分丰富，有寺庙供像、佛塔浮雕造像、石窟造像和其它散存的不同材质的造像。其中，寺庙造像著名遗存有：造于统和二年(984)天津蓟县独乐寺十一面观音（高16.27米）及胁侍菩萨、护法金刚等塑像；造于开泰九年(1020)辽宁义县奉国寺过去七佛、菩萨、天王等塑像；造于重熙七年(1038)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三身佛、菩萨、弟子和天王29尊塑像；造于重熙年间(1032－1055)大同观音堂的观音、四胁侍菩萨、十大明王石雕群像，以及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各层塑像等。

义县奉国寺辽代七佛造像

从现存的这些造像实物看，辽代佛教造像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很有特色，它一方面继承了唐代造像典雅端庄的遗风，吸收了南宋造像写实的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技法，因而在整体风格上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展现出辽代造像独特的文化艺术风貌。其艺术特征表现为：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隆起，有刚健的气势，与南方造像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佛像面形圆鼓，比唐代略显肥胖，头顶肉髻平缓，螺发正中普遍嵌一髻珠，与南方宋地基本相同。佛像上身着袒胸式袈裟，下身着长裙，衣褶较多，衣纹质感比唐代明显强烈。菩萨像多戴高花冠，束高发髻，花冠的形式很特别，类似契丹贵族的头冠；胸前一般饰一串连珠璎珞，装饰较宋地简洁；两耳际有两条宝缯垂在两肩，并分段打结。造像的坐立姿势都很有特点，其中坐像双膝收得很紧，站像两腿笔直，显得有些僵板。另外，佛座也是值得注意的部位。大多为束腰式，上部施以仰莲，莲瓣宽肥饱满，舒展自如，莲瓣尖部向外翘起，生动自然；下部为圆形或六角和八角形台座。辽代坐像大多上身偏长，如果没有高台座衬托，造像的气势就无法显现出来。

大同下华严寺辽代造像

辽代佛教造像不仅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表现出明显的地方和民族审美特色，而且在造像题材上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各种形式的造像实物看，辽代佛像题材非常丰富，不仅有显教的佛、菩萨、罗汉和力士等题材，而且还有密教的五方佛、八大菩萨等题材，这些题材真实地反映了辽代佛教思想全面发展和民众普遍奉佛的状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观音菩萨，堪称辽代最为流行的一类造像题材。

辽代彩绘木雕水月观音像，高118.1cm

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馆藏

辽代佛像通常都是两肩宽厚，身躯饱满，上半身偏长，给人以凛凛堂堂、伟岸端庄之感，且残留着唐造像浓厚的遗风。如果参照辽宁义县奉国寺胁侍菩萨、天津蓟县独乐寺胁侍菩萨、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造像以及山西应县木塔造像，便可以看出这些形体造型上的一致性。

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辽代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

这尊观自在像花冠高髻，垂发袒胸，长裙束带，整体造型上继承了前代的特点，虽然不似宋塑那么挺秀，但面相更为方圆，身材也更为丰满，服饰衣褶尤其的重叠繁复。纳尔逊藏的这尊无疑是一件保存完整的精品，虽然彩绘是明代中期重新绘制的，菩萨的面部也有明代修复的痕迹。他是堪萨斯城中家喻户晓的中国艺术品，被列为堪城收藏的十大艺术品之一。凡来到博物馆参观的游客几乎都会到“中国庙”中来一睹他的风采。

辽代 铜鎏金炽盛光佛坐像

辽代的佛造像，其造型既有对唐的继承，同时也受宋的影响，而自身亦多有创新。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融于佛教文化、中原文化、草原文化等于一体的辽代佛像。

密宗对辽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产生着广泛的深刻影响。在密宗信仰体系下，密宗相关的佛像题材也在逐渐产生。密宗的修法，既有陀罗尼的总持，有印契与身密的修习，有发达的仪轨，同时，还在消灾祈福的祈祷之间。

辽代铜鎏金文殊童子像

若在辽代金铜佛像间多进行对比，便可发现辽代佛像面目五官极为相似，从那似乎是朦胧的睡眼和那修眉薄唇来看，辽代金铜佛像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故推断很可能是同一技艺传承的艺匠所作，而且制作年代大致相近，不会相去太远。

辽代铜鎏金佛造像

从辽代金铜佛像的莲座看，均为束腰大仰莲式，莲瓣肥硕饱满，舒展自如，花瓣尖端又向外翘起，十分生动，莲座下层或为俯莲瓣或为三层台阶式。这种盛开的仰莲座在隋代以前所见不多，而大仰莲座在宋辽时期最为流行，且花形饱满，呈怒放状。如延安子长钟山北宋石窟佛造像均为仰莲座，大同华严寺及应县木塔的佛像座亦如是。据子长钟山石窟题记为北宋治平四年（1067）所凿，恰与应县木塔（辽清宁二年，1056）始建时间大致相同，可知此种形式的莲座曾广泛流行于宋辽时代。

辽代铜鎏金观音坐像

辽代佛像皆有曲蛇状衣纹。应该说，这是从衣纹角度鉴定辽代佛像最为有力与重要的依据。其方法是仔细观察辽代金铜佛像，在佛像的两小腿部分均各有一条婉曲如小蛇状的衣纹，曲折生动，且其弯曲的弧度和走势也颇为相似。

辽代佛像由于继承唐代佛像的特点，因此保留了最大程度的汉传佛像样貌，所呈现出的是平易近人的安详神态。至于明清佛像，由于受到藏传佛像的影响，因而密宗特点显著，神态上多为高高在上，俯视众生。

应县木塔内辽代佛像

综上可知，辽代佛教遗物内容丰富、风格独特、题材众多，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辽代佛像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辽代佛教的宗派发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契丹民族的文化、审美情趣，以及北方民族的文化、生活风俗、价值观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