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教始终坚持着中国化方向。隋唐时期创立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大成就，尤其是禅宗，不仅是中国化的成果，也为促进佛教进一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禅宗从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经历了初创时期，逐步形成了明确、系统的禅法主张和实践形式。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时期，禅宗不仅成为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之一，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宗派中影响最大、流传范围最广的、流传时间最长的佛教宗派。随后，禅宗在历代祖师的发展下，逐渐形成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五宗以及临济派生出来的黄龙、杨歧两派，合称“五家七宗”。尤其是临济宗，则有“临济遍天下”之美誉，受到了广大中国民众的欢迎和喜爱。

杭州享有“东南佛国”之胜誉，历来禅门祖师卓锡于此，广开觉路。杭州径山可以说是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一个缩影，自唐代法钦禅师开山建寺以来，历经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高僧云集，文人荟萃，儒释交融，谈禅论道，一直作为禅宗“五山”之冠。同时，以禅宗教义及禅林文化传扬天下，佛门盛风不断辐射周边广大地区，涉及日、韩等东亚诸国。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汉传禅法的中兴之地，更是国际禅文化的交流重镇。

明代《径山志》有记载：“径山，名为天下东南第一释寺。寺何以重？以道重也。”径山祖师念兹在兹，不离此道。双径单传佛祖心，钟鼓时宣妙法音。在径山历代高僧中，最为耀眼的无疑是南北宋时期临济宗杨歧派高僧大慧宗杲禅师，他不仅在禅法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建立了临济宗的大慧派，而且大力提倡看话禅，将临济宗推向了新的高潮，为以后临济宗成为佛教的主流打下了基础。

根据《大慧禅师年谱》等相关资料记载，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俗姓奚，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宋代临济宗杨歧派著名禅师，字昙晦，号妙喜，又号云门，谥号普觉禅师。

宗杲禅师自幼聪慧，对佛教兴趣浓厚，十二岁入乡校，十七岁时在东山慧云寺之慧齐门下出家，翌年受具足戒，遍阅诸家语录，尝疑五家宗派。十九岁时宗杲禅师开始游方参学，“初行脚时，曾参洞山微禅师。二年之间，曹洞宗旨一时参得”。但他认为禅唯可自证，而不可传授，微禅师“只是不合将功勋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类许多家事来传”，若“禅有传授，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遂弃之”。

大观三年，宗杲禅师离开洞山，到宝峰寺拜谒临济宗黄龙派湛堂文准，文准禅师对他十分器重，并称赏他说：“此子他日必能任重致远。”在文准禅师座下的六年时间里，宗杲禅师饱受钳锤陶冶，大获利益，直到文准禅师圆寂。宋政和五年（1115），文准禅师在临终前建议他投奔杨歧派的圆悟克勤。

时隔十年，37岁的宗杲禅师终于在汴京天宁寺拜见了克勤禅师，次年入克勤门下，经过四十二日的苦参，最终在克勤的“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公案禅下悟道。不久，宗杲禅师即名振京师，为时贤所推崇，克勤将其所著的《临济正宗记》付嘱之，并命分座据竹篾以验学者。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赐予宗杲禅师紫衣及“佛日大师”名号。

靖康之难以后，克勤禅师奉敕住持润州金山寺，建炎元年十一月“乞云居山归老，朝廷厚赆其行”。宗杲则辗转扬州天宁寺、虎丘云岩寺。绍兴七年（1137），朝廷派丞相张浚受克勤禅师所托，推荐宗杲禅师住持径山能仁寺，“皆诸方角立之士，师（宗杲）行首山令，起临济宗，憧憧往来，其门如市，学徒咨扣，日入玄奥，规绳不立，而法社肃如也。由是宗风大振，号称临济再兴”。

绍兴十一年（1141），因与张九成言及“神臂弓”事件，为秦桧所忌。次年，张九成被贬放韶州，宗杲禅师被毁衣焚牒，流放衢州（今湖南衡阳）。绍兴二十年（1150），再谪梅州（今广东梅县），在此期间，宗杲禅师集先师语录公案为《正法眼藏》六卷。

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宗杲禅师被赦，次年恢复僧服，绍兴二十七年（1157）再次住持径山寺，大阐“看话禅法”，四方道俗闻风而集，此时“径山宗杲”名声远播。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即位，赐号“大慧禅师”。同年八月，宗杲禅师示寂于径山明月堂，卒谥“普觉禅师”，塔名“宝光”。

宗杲禅师一生曲折起伏，辗转各地，两次住持径山。其临济禅单刀直入、活泼简洁的禅风从丛林带入了庙堂，在家国天下事中生动地再现了“触类是道”、“立处是真”的禅学思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