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释光泉
南宋杭州的佛教盛况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在五代末至宋初，由盛转衰，但随着吴越王钱泓俶的归降宋朝，一方面使吴越国境内免遭战乱的痛苦和破坏，另一方面也受到北宋前期历代帝王的重视，对佛教则采取了保护和支持政策，如在建隆六年（公元966年）时，普度童行八千人；雕刻大藏经；派遣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等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杭州佛教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保持着较为兴盛的状态，寺院林立，恰如苏轼所称：＂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宋·苏轼：《苏轼文集》] 每日参拜一寺，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访遍杭城的所有寺院。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即来到了杭州，杭州佛教也正式进入了鼎盛时期。据《龙川集》记载：＂两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宋·陈亮：《龙川集》卷1]
一 南宋杭州佛寺 僧众数量众多
＂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5]。杭州成为南宋首都后，北方人口大量涌入，特别是东京官民大量南迁，其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对杭州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使得当时的杭州人口超过百万，城市的繁华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
另外，南宋杭州佛教的繁盛与当时的朝廷偏安于东南一隅有着紧密的关系。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如孝宗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10]
光宗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皇储国统＂把持特权，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寺院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古刹。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高斯得在《耻堂存稿》中也有记录：＂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4]。
此时，杭州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82%，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看，在全国范围内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江南佛都＂之美称。
据《梦梁录》的记载：＂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山寺一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即城外）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即钱塘、仁和两县）大小梵宫，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五] 当时，杭州辖域共有寺、庵671所，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
《咸淳临安志》西湖局部图
又根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
据《梦梁录》记载:＂更七县寺院，自余杭径山能任禅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都城内外庵舍，自保宁庵之次，共一十有三。诸录宫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五]
南宋嘉定年间，＂五山十刹＂制度的建立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
＂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
以上五山十刹的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其中仅杭州就占了三席，杭州的径山寺居于五山之首。另外十刹中，杭州中天竺、上天竺、昭庆寺分别被评为禅院＂十刹＂之首、教下＂五山＂为首和律寺之首。与佛教兴盛的南方相比，北方佛教在遭受会昌灭佛后，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和毁灭性打击，大量僧尼被迫还俗，寺院大量田产被没收。
以上表明了杭州佛教之兴盛，同时也体现了杭州在经历吴越国之后又一次迎来了高峰，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从此也获得确立。
二 杭州佛教宗派的异彩纷呈
南宋杭州佛教在吴越国丰厚的基础上，宗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禅教净合流以及净土信仰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流。
自隋唐以来，佛教宗派纷立，佛学义理达到巅峰，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宗派逐渐形成，佛教的中国化渐趋成熟。并且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唯识宗、三论宗、密宗等都曾在杭州流行，尤其以禅宗最为盛名，远播海外，对杭州佛教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杭州佛教发展到宋代，形成了所谓＂江东佛教风格＂，主要是以禅宗、净土宗和天台宗等相结合，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未有加於此者也。为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也。＂[明·田汝成编《西湖游览志余》]
历来祖师相继在杭州卓锡开山，既是唐宋佛教宗派全盛时期的核心区域，也是佛教各大宗派传扬的中心地区。宋代的杭州佛教注重佛法的修行与实践，因此禅宗与净土信仰成了当时的主流宗派。禅宗创始自初祖达摩，至五祖弘忍时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为代表，北宗以神秀为代表。
禅宗兴起于唐代,但真正达到鼎盛则是在两宋时期，唐代至南宋，禅宗的发展经历了六祖慧能大师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顿悟，又经南岳怀让、清原行思两系的发展，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
沩仰宗到了五代已不再流传，入宋后法眼宗也不再兴盛，云门宗在南宋时逐渐衰落，而临济宗和曹洞宗成了宋代的禅宗主流，临济宗经发展分化为黄龙派与杨歧派，南宋时杨歧派成为临济宗的正统。曹洞宗在南宋时得以复兴，影响力仅次于临济宗，此时禅宗形成了＂临天下、曹一角＂的格局。
杨岐派由杨歧方会创立，该派高僧辈出，人才济济，时称＂三佛＂的圆悟克勤、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令杨岐派进入全盛时期。特别是圆悟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住持杭州径山首创＂看话禅＂，独创大慧派，名声显赫，影响深远，后人称其为＂划时代的禅匠＂。
另外，虎丘派在虎丘绍隆的开创下，经应庵昙华到密庵咸杰的发展，人才辈出，松源崇岳禅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杭州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等寺院僧人多达一千七百多人，日本僧人也远渡重洋来杭州参学求法，禅门盛风波及日、韩等国。
南宋时的杭州不仅是禅宗的时代，也是净土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的弘扬重地。省常于宋太宗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在杭州昭庆寺组织净行社，专门提倡念佛修行，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在净土宗与各宗派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禅净并修的发展方向。
律宗在宋代的南山祖师永智大师的传承下，中心移至杭州，并在仁宗庆历时兴建戒坛于昭庆寺而后允勘律师承兴山门，每年三月三日海内淄流，云集于此，对律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严宗在宋代的杭州也有一定影响力，在南宋师会和希迪的大力弘扬下，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发展。
三 南宋杭州佛教的三教融合
儒、佛、道三教为了各自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事实上，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出现＂三教合一＂的现象，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三教并存＂到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俨然成为共识。
北宋时期的契嵩禅师则是＂三教合一＂的提倡者，他认为儒佛虽然教化方式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致的，儒家重在治世、佛家重在治心,这主张顺应了朝廷的需要和社会潮流。两宋时期的大慧宗杲也有三教圣人所说之法，他号召＂忠义之心＂，强调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瞎堂慧远是圆悟克勤的一位高徒，在其语录和塔铭中也同样反映了儒佛一致的思想。
三教融合的思想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也确立了南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基本方向。
四 南宋杭州高僧大德代有所出
南宋以来，杭州佛教，可谓古刹林立，高僧辈出，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心区域。许多一流的佛门高僧来到杭州，据记载：＂宋绍兴二十七年，礼部侍郎贺九中上奏高宗时说，全国僧尼二十万。＂
当时各地来杭参学的僧人众多，仅仅以六大名寺，即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三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寺和上天竺法喜寺为统计，就有112名南宋高僧，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代高僧的总和。
若纳慧光
曾住持上天竺寺，后任左、右街僧录司，掌管禅教律三宗事务，并赐＂白云堂印＂。
大慧宗杲
南宋著名的禅僧，他倡导的＂看话禅＂，在禅宗史上影响深远，有＂划时代禅匠＂之称，其出家后遍参知识，曾参访洞山微、湛堂文准等，三十七岁时在圆悟克勤门下开悟，随后两度奉旨住持径山，求法人数多达三千多人，出现＂三千楼阁五峰寒＂的盛况。
佛照德光
大慧禅师的弟子，南宋著名的禅僧，一生先后住持灵隐寺、径山寺、阿育王寺等，国内外弟子众多，曾多次被孝宗诏入内廷讲经说法，并赐＂佛照＂，在现在的日本仍然被奉为祖师。
瞎堂慧远
南宋临济宗的重要代表人物，师从圆悟克勤，乾道六年奉诏住持灵隐寺，孝宗多次奏对称旨并赐号＂佛海禅师＂，他的思想曾传入日本，对日本佛教具有一定影响。
松源崇岳
南宋时著名的高僧，被誉为＂海内之冠＂。他出自临济宗杨岐方会派下，先后住持江浙一带如杭州灵隐寺等丛林古刹，其嗣法弟子众多，成为临济宗松源系的始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中日佛教交流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佛智道容
高宗时被传旨来杭主持重建净慈寺，并先后造田字殿，塑五百罗汉堂，使该寺成为＂行都道场之冠＂。
长翁如净
两度住持净慈寺、传曹洞宗于日本道元，成为一代宗师。
除以上这些著名的高僧外，还有主持并修建净慈寺、说法讲经轰动一时的退谷义云；主持并重建上天竺寺十六观堂、授左右街僧录的广慧妙珪；在慧因寺精研华严教义、赐号＂圆宗禅师＂的义和；主持净慈寺、建置宏胜甲于湖山的少林妙崧，敬叟居简、痴绝道冲、虚堂智愚、无准师范、偃溪广闻等等。
还有不少有影响力的士大夫、居士名流也荟萃于杭州，对杭州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张九成、陆游、范成大、周必大等。恰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指出的，＂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这些高僧与名士，无不学识渊博、三教融通，或著述丰硕，或行持精严，或品行高洁，或才华横溢，大大丰富了杭州的文化宝库，有效的提升了杭州的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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