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的高僧禅月大师贯休最初以诗得名，《全唐诗》录其诗九百余首。善草书，时人尝比诸怀素，然书不甚传。又能画，以罗汉最著。对贯休的研究，除了对其生平行迹等的考证外，主要集中于他的诗和罗汉画。贯休的十六罗汉图传本较多，递藏链繁复，著录冗杂。证据确凿的真迹不存，是研究的一个难点。

　　清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国库充盈，天下承平。皇帝得以有足够的精力与财富投身于艺术鉴藏活动中，其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整理、著录足可见得。此时，“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一日，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收有了。”

　　贯休《十六罗汉图》在美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其中乾隆时期供养于杭州圣因寺的版本内容完整，形象生动，甚至被认为是贯休真迹，这样的作品在被进献时却由乾隆归还原寺典藏。但不藏于内府并不代表不被重视，乾隆皇帝将其进行考订、修理、命人临摹等，之后这套《十六罗汉图》的刻本、临本等不同媒材的版本得以广泛流传。这样的现象值得关注。

　　一、圣因寺本贯休《十六罗汉图》的基本情况

　　现存传为贯休所做的“十六罗汉图”主要有：日本高台寺藏绢本《贯休十六罗汉图》16幅，日本宫内厅藏绢本《御物禅月十六罗汉画》16幅，日本根津美术馆藏《贯休罗汉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贯休罗汉图》2幅，杭州圣因寺石刻《贯休十六罗汉像》（现存杭州孔庙文昌阁），重庆博物馆藏《贯休罗汉图》，北京收藏家于四川藏区收藏的麻布本《贯休罗汉图》等。这些版本虽然精美生动，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们为贯休真迹。

　　现存的杭州圣因寺罗汉图，是清代乾隆二十九年（1764）圣因寺住持明水禅师募资摹勒的石刻本。今在杭州碑林，共16石，石高125厘米，宽55厘米，厚21厘米。每石刻罗汉像一尊，像之左上或右上刻罗汉位次和名号，其下刻乾隆根据梵典修改画上原罗汉位次和名号，小楷，每石还刻有乾隆为像作的行书题赞。此刻石原藏于圣因寺（今杭州中山公园），上世纪六十年代移存碑林，现存于杭州孔庙文昌阁，至今仍完好无缺。除石刻外，还有拓片留存。现存的这套刻石，是依清代宫廷画师丁观鹏的摹本所刻，即著录于《钦定秘殿珠林续编》的“丁观鹏画佛及罗汉像（十七轴）”。

　　明清时期著录中所提到的圣因寺本，便指此时藏于圣因寺、丁观鹏临摹所参照的范本，今天所说的圣因寺本常指现存于杭州孔庙的刻石以及它的拓片，甚至包含了清代以来由此石刻及拓片传播而衍生的其他版本（如桂林、香港等地的摹刻）。关于清代圣因寺所藏的十六罗汉图，最清楚的记录见于厉鹗（1692－1752）在《东城杂记》卷上〈贯休十六罗汉始末〉条所记。

　　城东长明寺向藏有唐高僧贯休画罗汉十六帧，并出山大士像一帧。其罗汉题款云：“信州怀玉山十六罗汉，广明初于登高和安送十身，乾宁初孟冬廿三日，于江陵再续前十本，相去已十六年。时景昭禅人自北来见，请当年将归怀玉，西岳僧贯休作。”字为小篆体，其画法之奇逸飞动，向读欧阳炯长歌，叹其妙绝，如“听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小童如有梦”，“绳床木屐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今始亲见之也。相传明神宗时，慈圣太后以赐紫柏大师。大师坐妖书事，于狱中示化，此画归法嗣某，流传至杭，藏一小庵。本朝严侍郎沆、卢职方之颐，共捐千金购得，喜舍寺中，有年矣。世宗皇帝初年，敕改西湖行殿为圣因寺，制府李敏达公卫，请至圣因，永充供养。余按，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云：信州怀玉山有画罗汉，郡中每迎请祈雨，常有一二身飞还寺中，即此画也。其灵异又有如此者。

　　即圣因寺所藏之本为贯休于广明初作十身、后又于乾宁初冬孟十三日续上后六本的“信州怀玉山本”，这个版本在明神宗时由慈圣太后赐给紫柏大师，由宫廷流入寺院，之后又流入民间，藏一小庵，再被重金购得舍奉寺院，最终由其他寺院传入圣因寺。这样说来，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图是贯休真迹无疑，但这段递藏经过中的关键人物紫柏大师曾为画作赞，《紫柏尊者全集》〈唐贯休画十六应真赞〉中每篇有小序，勾勒出了他所得被称作是明因寺本罗汉图的大致面貌，与现存圣因寺十六罗汉图进行比对，有三幅的造型、构图完全不符，但又有诸多细节一一吻合。可见，圣因寺所藏之本并非如厉鹗所言是由明因寺本而来，由此而来的真迹之说也不复存在了，但另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莫大的联系，或出于同一底本。王霖在《贯休〈十六罗汉图〉考：以杭州西湖圣因寺藏本为线索》中持这样的观点，田道英在《释贯休研究》中表明贯休的手迹在南宋时便不多传，多是摹本流传于世，圣因寺的版本恐怕也是摹本无疑。

　　圣因寺藏本在清代颇受重视，很多人持有和厉鹗相一致的观点，乾隆之后，丁观鹏的摹本更是成为了罗汉画创作和著录的范本。综合上述讨论，圣因寺藏本实质上可能同当时其他传本一样，只是一个来源较为可靠的摹本。但此本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信任却高于其他版本，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乾隆皇帝的作为有着紧密联系。（待续）

  （摘录自《吴越佛教》第1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