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杭州佛教宗派异彩纷呈

　　南宋杭州佛教在吴越国丰厚的基础上，宗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禅教净合流以及净土信仰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流。

　　自隋唐以来，佛教宗派纷立，佛学义理达到巅峰，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宗派逐渐形成，佛教的中国化渐趋成熟。并且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唯识宗、三论宗、密宗等都曾在杭州流行，尤其以禅宗最为著名，远播海外，对杭州佛教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杭州佛教发展到宋代，形成了所谓“江东佛教风格”，主要是以禅宗、净土宗和天台宗等相结合，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寺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未有加於此者也。为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也。”

　　历来祖师相继在杭州卓锡开山，既是唐宋佛教宗派全盛时期的核心区域，也是佛教各大宗派传扬的中心地区。宋代的杭州佛教注重佛法的修行与实践，因此禅宗与净土信仰成了当时的主流宗派。禅宗创始自初祖有达摩，至五祖弘忍时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为代表，北宗以神秀为代表。

　　禅宗兴起于唐代，但真正达到鼎盛则是在两宋时期，唐代至南宋，禅宗的发展经历了六祖慧能大师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顿悟，以经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的发展，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

　　沩仰宗到了五代已不再流传，入宋后法眼宗也不再兴盛，云门宗在南宋时逐渐衰落，而临济宗和曹洞宗成了宋代的禅宗主流，临济宗经发展分化为黄龙派与杨歧派，南宋时杨歧派成为临济宗的正统。曹洞宗在南宋时得以复兴，影响力仅次于临济宗，此时禅宗形成了“临济天下、曹一角”的格局。

　　杨歧派由杨歧方会创立，该派高僧辈出，人才济济，时称“三佛”的圆悟克勤、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令杨歧派进入全盛时期。特别是圆悟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住持杭州径山首创“看话禅”，独创大慧派，名声显赫，影响深远，后人称其为“划时代的禅匠”。

　　另外，虎丘派在虎丘绍隆的开创下，经应庵昙华到密庵咸杰的发展，人才辈出，松源崇岳禅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杭州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等寺院僧人多达一千七百多人，日本僧人也远渡重洋来杭州参演求法，禅门盛风波及日、韩等国。

　　南宋时杭州不仅是禅宗的时代，也是净土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的弘扬重地。省常于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在杭州昭庆寺组织净行社，专门提倡念佛修行，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在净土宗与各宗派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禅净并修的发展方向 。

　　律宗在宋代的南山祖师永智大师的传承下，中心移至杭州，并在仁宗庆历时兴建戒坛于昭庆寺而后允堪律师承兴山门，每年三月三日海内淄流，云集于此，对律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严宗在宋代的杭州也有一定影响力，在南宋师会和希迪的大力弘扬下，发展快速。

　　3、南宋杭州佛教的三教融合

　　儒、佛、道三教为了各自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事实上，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出现“三教合一”的现象，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三教并存”到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使然成为共识。

　　北宋时期的契嵩禅师则是“三教合一”的提倡者，他认为儒佛虽然教化方式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致的，儒家重在治世、佛家重在治心，这主张顺应了朝廷的需要和社会潮流。两宋时期的大慧宗杲也有三教圣人所说之法，他号召“忠义之心”，强调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瞎堂慧远是圆悟克勤的一位高徒，在其语录和塔铭中也同样反映了儒佛一致的思想。

　　三教融合的思想不仅顺应时代潮流，也确立了南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基本方向 。

　　4、南宋杭州高僧大德代有所出

　　南宋以来，杭州佛教，可谓古刹林立，高僧辈出，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心区域。许多一流的佛门高僧来到杭州，据记载：“宋绍兴二十七年，礼部侍郎贺九中上奏高宗时说，全国僧尼二十万。”

　　当时各地来杭参学的僧人众多，仅仅以六大名寺，即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三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寺、上天竺法喜寺为统计，就有112名南宋高僧，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代高僧的总和。

（1）若纳慧光，曾住持上天竺寺，后任左、右街僧录司，掌管禅教律三宗事务，并赐“白云堂印”。

（2）大慧宗杲，南宋著名的禅僧，他倡导的“看话禅”，在禅宗史上影响深远，有“划时代禅匠”之称，其出家后遍参知识，曾参访洞山微、湛堂文准等，三十七岁时在圆悟克勤门下开悟，随后两度奉旨住持径山，求法人数多达三千多人，出现“三千阁楼五峰寒”的盛况。

（3）佛照德光，大慧禅师的弟子，南宋著名禅僧，一生先后住持灵隐寺、径山寺、阿育王寺等，国内外弟子众多，曾多次被孝宗诏入内廷讲经说法，并赐“佛照”，在现在的日本仍然被奉为祖师。

（4）瞎堂慧远，南宋临济宗的重要代表人物，师从圆悟克勤，乾道六年奉诏住持灵隐寺，孝宗多次奏对称旨并赐号“佛海禅师”，他的思想曾传入日本，对日本佛教具有一定影响。

（5）松源崇岳，南宋时著名的高僧，被誉为“海内之冠”。他出自临济宗杨歧方会派下，先后住持江浙一带如杭州灵隐寺等丛林古刹，其嗣法弟子众多，成为临济宗松源系的始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中日佛教交流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6）佛智道容，高宗时被传旨来杭住持重建净慈寺，并先后造田字殿，塑五百罗汉堂，使该寺成为“行都道场之冠”。

（7）长翁如净，两度住持净慈寺、传曹洞宗于日本道元，成为一代宗师。

　　除以上这些著名的高僧外，还有住持并修建净慈寺、说法讲经轰动一时的退谷义云；住持并重建上天竺寺十六观堂、授左右街僧录的广慧妙珪；在慧因寺精研华严教义、赐号“圆宗禅师”的义和；住持净慈寺、建置宏胜甲于湖山的少林妙崧、敬叟居简、痴绝道冲、虚堂智愚、无准师范、偃溪广闻等等。

　　还有不少有影响力的士大夫、居士名流也荟萃于杭州，对杭州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张九成、陆游、范成大、周必大等。恰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指出的，“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这些高僧与名士，无不学识渊博、三教融通，或著述丰硕，或行持精严，或品行高洁，或才华横溢，大大丰富了杭州的文化宝库，有效地提升了杭州的文化地位。

　　三、以南宋杭州为中心的佛教传播情况

　　杭州地处滨海之地，是唐宋以来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口岸，不仅吸引国内的名位名士前来参学，而且也汇集了大量日本、朝鲜等国的僧人来杭州参访。据史料记载，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公元6世纪左右就展开了，至今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日本从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就向唐朝派出使者16次。据《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如圆尔辩圆、觉阿、神子荣尊、悟空敬念等，逐渐形成了以径山寺、灵隐寺和净慈寺为中心。

　　乾道七年（1171），著名日僧觉阿率弟子金庆乘船入宋，到灵隐寺拜佛海慧远为师，觉阿在灵隐寺参学四年后回国传播禅宗思想，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广泛关注，这是日本禅宗史上第一位将禅宗传入日本的僧人，为后来日本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淳熙十四年（1187），日本名僧荣西二度入宋，在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深入参禅问道，领悟临济宗真谛，回国后大力推广禅宗思想，对日本禅宗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

　　据《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来灵隐寺拜师学法的日本僧人还有圆尔辩圆、无关普门等；另外也有无像近照、天祐思顺、无关普门、南浦绍明、南洲宏海等日僧前往净慈寺求学佛法。

 　　绍定五年（1232），无准师范禅师住持径山后进入鼎盛期，日本名僧络绎不绝地来拜无准为师，其高徒众多，如圆尔辩圆、神子荣尊、妙见道佑、悟空敬念等。

　　圆尔辩圆（1202-1280）和神子荣尊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入宋，先后拜访了明州景德律院、天童山、杭州天竺、净慈寺等。圆尔辩圆在灵隐寺的时候，正逢无准师范的弟子退耕德宁在此寺任知客，他见圆尔辩圆志向不凡而对他说：“辇下诸名宿，子已参遍，然天下第一等宗师唯无准师范耳，子何不承顾眄乎？”圆尔辩圆即赴径山参访无准师范，并最终获其印证，成为第一个师承径山的日僧。在宋六年，圆尔辩圆回国弘扬禅法，同时还将中国的禅道、书法、建筑、绘画、茶等带回了日本 ，成为京都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并此封“圣一国师”。

　　41岁的神子荣尊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入宋，随即遍参各大丛林，后到径山寺求法，44岁时返回国内开创了兴圣万寿寺。

　　同时，中国也有一些高僧如兀庵普宁、大休正念、兰溪道隆、西涧士昙和无学祖元等应邀赴日弘法。兀庵普宁（1197-1276）自幼出家，宋理绍定五年（1232）住持径山，理宗景定二年（1260）赴日本弘法，在日本 的五年期间受到北条时赖的崇敬，禅风大振。

　　大休正念（1215-1289）在咸淳五年（1269）抵达日本，在兰溪道荣的礼遇下住持禅兴寺，后被奉为净智寺开山，圆寂后被封为“佛源禅师”，并形成大休派，在日本禅宗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上这些僧侣为中日双方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直至了极大的贡献和作用，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东渡高潮”。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杭州地处东南沿海的吴越地区，自古海陆交通发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城市之一，同时与日本一衣带水，与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早有贸易往来。因此可以说，“杭州佛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交流与佛教融合的结果。隋唐时期，佛教又由此东传朝鲜、日本，由此成为日本佛教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的祖庭所在地。宋元以后，杭州地区与东亚的佛教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乃至发展到今天，可谓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成为世界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支点。

　　转载自《狮子吼》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