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0日，农历二月初八，是晋代高僧道安法师（312—385）圆寂纪念日。

道安法师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十五岁时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因为形貌黑丑，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点没有怨色。几年后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他惊人的记忆力使师父改变了态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

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大师。佛图澄大师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从此，他师事佛图澄大师，直到佛图澄大师圆寂后才离开邺都。在这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佛图澄大师讲说，并且解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圆寂后，石虎即皇帝位（335），内部变乱，道安法师就在这时离开河南到山西的临汾地区去住，暂避兵燹之祸。而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大师也都先后冒险远集，和道安大师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大师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解。

道安在临汾地区住了不久，又和同学法汰法师至飞龙山（今河北省涿鹿县境），与僧光法师等相叙。僧光法师对于禅定极有研究，是道安法师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相见之后就住下来互相研讨。这时道安法师已经放弃了“格义”，他和僧光法师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高僧传·僧光传》说：“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这说明僧光法师的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应用，不必再问是非。道安法师就不以为然，他以为弘扬教理，首先要求正确，先达不先达的问题可以不必理会。这大概就是佛图澄大师所说的“远识”，也可从而想见道安法师的气概和风度。

石虎死后（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石遵在位的时候，曾经派中使请道安法师返邺住华林园，并广修房舍，但为时不久，因为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杀。道安法师大概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又和法汰法师在山西境内弘化，并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这时，社会紊乱人民痛苦到了极点，而道安率众行道精进不懈的精神感召力极强，因此“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慧远法师也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法师的德化，派专人请他去讲经。后来又回到邺都，住受都寺，当时他年已四十五岁。

那时石赵灭亡已八年，冉闵和慕容隽的混战也已经结束，慕容隽虽在邺都建立了后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战乱不息，元气未复。道安法师不得不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今嵩县境）。当慕容隽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习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法师，请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学、弟子们离开河南，走到新野。他为广布教化，命同学法汰法师率领弟子昙一法师、昙二法师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又命同学法和法师去四川，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法师等四百余人到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

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道安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弘扬佛法的机会，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放光般若经》，《高僧传》说“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规。《高僧传》卷五本传云：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

道安法师所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已见到很好的效果，对佛教界的影响甚至达到了“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的程度。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郤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他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见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法师，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说明道安法师在襄阳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道安法师和习凿齿皆被延致。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法师，半人为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法师，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时年六十七。

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如昙摩难提大师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大师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大师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大师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法师、道整法师、法和法师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此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汉明以来，经至震旦，弘法之师随文讲解，并没有科判。到了道安法师，他以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来科判大小诸经。这在当时尚难为世人所理解，但不久西天亲光菩萨的《佛地经论》传来，发现这种经分三段的科判方式早已为印度所采用，大家这才佩服起道安法师的远见卓识。与此同时，因为当时的出家人在出家后都改随师姓，道安法师以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因此提倡所有出家人改姓为，当时也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不过，后来《增一阿含经》传来，其中竟然有“万流入海，同一咸味；四姓出家，同称释氏”的句子，大家对道安法师的先见之明心悦诚服，并赞叹他“分经雅合于亲光，释姓颇同于增一”。

道安法师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道安法师乘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法师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二月，道安法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道安法师的著作，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法师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由于道安法师的著作佚失了很多，对他的学说只能从戒定慧三学方面来知其梗概。

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大师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法师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在禅定方面，道安法师的亲教师佛图澄大师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道安法师也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

在智慧方面，佛图澄大师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法师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可见，道安法师虽然处在般若在汉地弘传的初期，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法师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足可称为汉传佛教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