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虚大师的著作中，有三篇文章是专为灵隐寺所作的，分别是《灵隐慧明照和尚行述》（1930年5月）、《灵隐寺弥勒殿碑》（1931年4月）、《灵隐寺募化重建罗汉堂启》（1937年4月）。其中《灵隐慧明照和尚行述》和《灵隐寺弥勒殿碑》的署名都是“灵隐寺座元太虚”。

“座元”，在禅林中是首座的别名，乃僧堂座位之元首。首座的职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辅佐住持处理大小寺务，二是在修行方面为众僧作表率。也有的丛林于首座之上另设座元，以为西序之首。因此，座元必须由德高望重的佛门耆宿担任，否则此执事之位可以空缺。

查阅太虚大师口述的《自传》及后人为他编撰的《年谱》，可以知道大师一生中除住持道场，鲜少担任其他寺院的执事。单从大师为灵隐寺撰文时以“座元”为署名，便可知他与这座千年古刹法缘之深厚，非同一般。

太虚大师与灵隐寺结缘，始于1920-1921年先后于杭州住持净梵院、弥勒院和净慈寺期间。当时，太虚大师刚刚结束了在普陀山近三年的闭关，应请来到杭州住持寺院。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灵隐寺的大力支持。灵隐寺常住帮助接管和料理寺院，慧明方丈在大师升座时为他传法送座，却非法师（慧明方丈弟子，后接任灵隐寺方丈）则在净慈寺担任知客，协助大师整顿寺务。

▲20世纪30年代灵隐寺山门

之后数年，太虚大师为弘法利生奔波于各地，累计有五六年的时间并未到过杭州。

1927年7月，太虚大师再次来到杭州灵隐寺，因为方丈慧明法师和已任灵隐监院的却非法师“深留久住”，遂于寺中休夏。而这一留，就住了近一年之久。在此期间，除短暂前往上海、厦门处理事务，太虚大师多数时间都住在灵隐，直到1928年春末。

▲太虚法师在灵隐病中（1928）

也正是从这时开示，太虚大师多了一个“灵隐寺座元”的身份，成为他与这座道场殊胜法缘的象征。本文将结合大师《自传》和《年谱》的相关记载，从三个方面来向各位读者介绍太虚大师留住灵隐的这一年时光。

在灵隐寺休养期间，太虚大师虽然外出不多，却也并未休息，而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写作上。他先后完成了《佛法救世主义》、《现实主义》、《自由史观》、《告徒众书》、《大乘宗地引论》、《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等多部著作。

▲《真现实论》

其中体量最庞大、内涵最丰富、影响最深远，也最能体现太虚大师独到佛教思想精髓的，当属写作于1927年10月的《现实主义》。这是大师依据佛法原理反驳儒家对佛教“消极避世”的偏见，同时回应自五四以来已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思潮，强调唯佛法乃真现实的一部巨著，后被编为《真现实论宗依论》。

太虚大师认为其他宗教、哲学等学说皆不足以称为现实主义，唯有佛法“法尔如是，亦曰本来面目，亦曰真如”才是真正的现实，也唯有了悟“缘起性空”这一宇宙真相才算是明真现实：

宗教执唯神故；哲学与科学，执唯我或唯物故；实验主义或实际主义，实用主义、又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似为现实主义，然未脱唯我或唯物之执；孔家哲学似为现实主义，然未穷现实之量而犹有拘局；故佛陀为无主义主义之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虽镜涵万流，含容一切，要非佛陀不足以正其名也。以简别世俗现实主义，故名曰《真现实论》。

透过这些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太虚大师对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学术思想时诠释与解答的技巧，更彰显出他的佛法见地之高超、理论应用之自如。

在系统阐述个人思想的同时，休养期间的太虚大师也积极评述时人著作，回应社会关切，发表了《与竟无居士论作师》、《生活与生死》、《论掌珍论之有为空量》、《再论唯识与法相》等文章，与其他佛教学者进行义理上的讨论。

除此之外，太虚大师也有一些对世间学说的评论，如《评郭沫若论文化》、《评（迈格文）佛家哲学通论》、《说四度以上的事》、《论（韦尔斯）世界史纲》、《评（渡边秀方）中国学术史概论》、《东方杂志短评四则》、《评胡适戴震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善行学》等。这些文章也从侧面证明了太虚大师长期以来对世间哲学、社会学思潮的高度关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