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629—633，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译年代）、玄奘（645—663）、智通（647—653）、伽梵达摩（约650—655）、阿地瞿多（652—654）、那提（655—663）、地婆诃罗（676—688）、佛陀波利（676）、杜行顗（679）、提云般若（689—691）、弥陀山（690—704）、慧智（693）、宝思惟（693—706）、菩提流志（693—713）、实叉难陀（698—704）、李无谄（700）、义净（700—711）、智严（707—721）、善无畏（716—735）、金刚智（720—741）、达摩战湿罗（730—743）、阿质达霰（732）、不空（743—774）、般若（781—811）、勿提提犀鱼（约785—？）、尸罗达摩（约785—？）。

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像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

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

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

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

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明佺等撰），开元十八年（730）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同上）。

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