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古体诗词在唐宋时代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了平缓的发展，但到了清代却又出现了一些“复兴”的迹象。由于清代的诗人善于借鉴前代，取长补短，从而出现了流派众多、风格多样的景象，其成就则明显超过了元明两朝。总的来说，清代诗歌不满于元诗的绮弱和明诗的浅窄之毛病和弊端，继承和兼学了唐宋诗词的传统和长处，并不断追求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状况。

就清代的佛教而言，虽然仍在继续着“衰微”的势头，但亦如前述，也出现了一些“起伏性”的变化。而此时的灵隐寺，则在经历了前几次“高潮”和“低谷”的动荡之后，在具德和尚等法师的努力下，历经千辛万苦，又一次将已然是“苔寮藓壁”的灵隐寺，建成了具有“七殿”、“十二堂”、“四阁”、“三楼”、“三轩”等殿堂的宏盛的伽蓝精舍。故而《灵隐寺志》曰“自建造以来未见若斯盛者也！”

而对于清代的诗歌作者而言，同样亦在继承着先辈们与佛教僧侣交往甚密的传统，由此也留下了一些关涉灵隐寺的诗词。如清初之诗人历鄂的《灵隐寺月夜》便是其中的代表。诗曰：

历鄂（1692—1752），字太鸿、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杭州）人，为清代著名的诗人、学者。同时，历鄂在词方面造诣极高，是浙西词派的中坚人物。作为诗人，历鄂亦长于写诗，尤其是五言诗，上述《灵隐寺月夜》便是其五言诗中的杰作。在这里，作者以灵隐寺的月夜景色为主，通过以景托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突出了山中佛寺的空幽冷寂，进而抒发了诗人孤独惆怅、处境难耐的心境。

中国古代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出现了不同风格和持不同理论的流派和组织，从而也催生了各个时代之诗人对于诗歌进行总结和归纳的理论——诗论。且不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理论家刘勰、钟嵘、严羽等，清代亦出现了许多负有盛名的诗歌理论家，袁枚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曾在溧水、泗阳、江宁等地做过地方小官。33岁时便辞官，卜居于江宁小仓山之“随园”，并以诗文而名于世，世称“随园先生”。在袁枚之前，清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为王士祯（渔洋），其以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所提倡之“水中月，镜中花，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理论为根据，在诗论中提出了“神韵”之说。而和袁枚同时代之著名诗人沈德潜（归愚），则特别提出“温柔敦厚”和“格调”的主张，重比兴，同时亦关照到诗歌的格律。

对于他们的诗论，袁枚则不以为然。但他不是一味的反对，而是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认为“神韵”不过是诗中的一格，作诗不必每首都要如此，但不可不知道这种境界。而对于所谓“温柔敦厚”之“格调”说，则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对此，袁枚提出了自己的诗论——“性灵说”，他论诗的基本点便是“性灵”。所谓“性灵”，就是要自然地、风趣地反映诗人一时的感受，不必讲境界的大小、格调的高下，若能够做到这一点，便同样都是好诗。因而，他论诗虽重天分，却不废工力；虽尚自然，却不废雕饰。或许是早早地退出仕途的缘故，在他的诗论中亦涉及到佛教及其诗作的内容，而且由于他就是杭州本地人，所以他对灵隐寺应该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在他论诗时，亦有与灵隐寺有关的事例和内容，如他举例论道：

在这里，通过举出描写游览灵隐寺及其相关人物之诗歌的事例，具体阐述了他的作诗主张。

（摘自《诗声词韵里的灵隐寺——以历代关涉灵隐寺的诗词为中心》，原文载于《狮子吼》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