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人类学学术综述

 本次佛教人类学专题组作为核心议题，收到了27篇相关论文，有26位专家在现场进行了学术发表，这些学术研讨又可大体分为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与佛教的生命关怀两大方向，此外也有关于人类起源的佛教解读。

（一）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余年，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中国化的解读，不仅有益于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有助于深入理解与进一步弘扬佛教文化。对于佛教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又大体可分为民众信仰、教团组织与佛教义理三个方面。

民众信仰。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保见教授的《佛仙融合：明清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亚轩教授的《中国观音形象演变的历史脉络——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安徽师范大学李振政老师的《基于文化人类的金地藏信仰研究》以及杭州师范大学张丽山老师的《佛教土地神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分别考察了佛教中弥勒原型与布袋传说的生成与融合、观音男女身的历史演变、地藏为新罗王子的传说在中国的生成以及在韩国传播的情况、以及佛教地神与中国土地神信仰的互动影响。

教团组织。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关健赟老师的《中古政权对江南佛教的整合——以苏州佛寺为中心》，以苏州佛寺与政权的关系为中心，运用翔实的史料，勾画出中古时期僧人自由意志与政权整合决心之间关系博弈的历史过程。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陈小辉研究员的《社会学视域下的宗教结社活动——以宋初西湖白莲社为例》，则探讨了中古之后宋代的西湖白莲社，对杭州昭庆寺僧省常招集所结的西湖白莲社的名称、成员与活动及社会影响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确认。

佛教理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翻译与研究中心刘雄峰教授的《“恩”与“报恩”：佛教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考察》，比较了《盂兰盆经》与《盂兰经》、《报恩奉盆经》中关于孝与报恩的内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伦理孝道观。除上述具体研究外，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刘杨教授的《人类学议题与“轴心时代”深层内涵解析：构建佛教文明的一种可能路径》则是从中西文明比较的宏大视角，探讨构建外可容摄西方与印度文明内能描述宋明理学演变之佛教文明的可能路径。济南社会科学院王征研究员的《人类学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问题探究》与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张俊英、黄丽辉的《现代化视阈下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也对佛教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整体探讨。

（二）佛教的生命关怀

对于佛教的生命关怀，慈悲无疑反映着其最基本的态度。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养老与医疗等问题也迫在眉睫。佛教在这方面能做什么？有什么可资借鉴的经验与资源？这吸引了诸多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首先是对于养老问题。五台山尼众佛学院《菩提愿》编辑部吴金生、余晓红的《佛教孝道孝道思想与社会养老问题——以契嵩孝道思想与灵隐寺普寿寺等寺院养老实践为例——》，介绍了契嵩禅师的《孝论》及有关语录中的孝道思想，并通过灵隐寺、普寿寺等寺院的养老实践案例，指出寺院养老院在社会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吴小丽教授的《佛教的生命关怀——以慈悲养老和临终关怀为例》，从佛教生死观着手，探讨了慈悲及以其为理论基础的生命关怀，并介绍诸多慈悲养老机构的实践案例，总结佛教养老模式的借鉴意义与启示。福州大学社会学系甘满堂教授的《社区佛教与人间佛教——佛教入世不分都市与山林》，则从社会服务的角度，辨析了都市佛教与人间佛教的内涵，提出社区佛教的概念以加强佛教的公益慈善事业。

其次，对于临终关怀的问题探讨最为深广。安庆师范大学黄文翰老师的《《观无量寿佛经》临终关怀文献缉释》与云南省昆明市云台寺比库法护的《把握生命的关键时刻——上座部佛教的临终关怀理论与实践浅析》，都从经典解读的角度对佛教临终关怀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前者从文献的角度，对《观无量寿佛经》所载往生净土之往生品位的差异进行了考察，后者则是以上座部佛教经典《阿毗达摩》相关记载为基础，对于人临终时的征兆与生命提升的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由此引出上座部佛教在临终关怀实践层面可以努力的具体内容与方法。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经文教授的《论“寿量极”与“时、非时死——以《瑜伽师地论》为中心》，则详细考察了《瑜伽师地经》中有关寿命影响因素的记载，揭示出围绕死亡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的基于佛教因果律的逻辑解说。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教授侯印国、金坛弥陀寺主持光超的《再谈宋代佛教临终关怀及公益墓地机构的日常管理》，则通过对宋代漏泽园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宋代佛教如何在政府授权下开展公益墓地管理的活动及其衍生的问题。此外，漳州市和合生态研究院研究员范殷铭的《论佛教的生命终极关怀》、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杨华教授的《佛教临终关怀理论传播探索》，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冯兴东博士的《与濒死者关于生命存在的深度访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薛平的《佛教伦理思想在生命关怀中的实践与启示》，以及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汪秀枝教授的《人间佛教视域下佛教死亡、丧葬观念的积极作用》，都围绕佛教临终关怀问题开展了探讨。

最后在医疗问题方面，百色学院崔保亚老师的《佛医对中华医学的浸润》探讨了佛教医药学框架和临床诊疗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及与中华现代医学的互动，厦门工学院国学院高显莹教授的《论析佛教在临终关怀中如何圆满全人照顾》，则从古代文人临终态度，谈到现代安宁病房由宗教团体提供临终关怀的实践，指出宗教在医疗共济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战国策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陈永佳的《对佛教界在“安乐死”问题中不同看法的论述》梳理了佛教界有关安乐死问题的看法。崇剑法师的《临床佛教宗教师的六大打挑战》，则谈到了佛教在参与社会医疗服务及临终关怀方面存在的现实挑战。

在上述主题之外，也有专家对佛教的人类起源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钦泉的《阿含部人类起源的佛教视角及其佛教态度表达》，考察了阿含部中释尊对于人类起源的言说，释尊从宇宙观与因果律出发，演说人类及其社会的起源与发展，由此进入到关乎世间众生在世间的一切问题，指出佛教的方向与使命。而四川警察学院赵广志老师的《佛教与婆罗门教宇宙起源论比较研究》则通过有关佛教与婆罗门教在宇宙起源的理论依据、功用与归宿三方面的比较研究，指出佛教以众生的业力为宇宙产生、变化发展及毁灭的根本动力的人意论特点。

综上所述，本次人类学专题组在佛教中国化、佛教的生命关怀以及人类学起源的解读三个方向，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佛教既然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也就必然处于政治形态/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的影响制约之下，那么作为生存在中国大地上的佛教，也就必须直面中国化的问题。我们期待以此盛会为契机，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促进佛教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二 、佛典语言与翻译学术综述

大会“佛典语言与翻译”主题分论坛有16篇论文发表，涉及了巴利文佛典与翻译问题、梵藏缅等文字与佛典翻译问题、中国古代佛教文本翻译问题、佛典的现代外国语翻译问题，也讨论了著名翻译家，例如玄奘的翻译方法论问题。

论坛有多篇论文主题是利用巴利文研究佛教术语、佛典，显示出巴利文语言工具在佛学研究领域内的重要价值。例如，关于巴利文佛典研究的时代价值，杭州佛学院副院长慧观教授《关于attention和satipaṭṭhāna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探讨》提到，2017年第31届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NeurIPS 2017）收到一篇题为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注意力是你所需要的一切》）的参会论文，针对机器翻译的路径提出多头自我注意（multi-head self-attention）的设计思路，由此开启了transformer架构的先河，而随后异军突起的Open AI乃至通义千问等所谓大模型（LLM），都是基于这种架构而建立起来的。作者认为，由早期佛教提出的修学理论即三十七道品中，四念处被排列在首位，其中所谓satipaṭṭhāna（念处），关注的实际上也是注意力以及注意力的分配问题。该文以Attention和satipaṭṭhāna这两个具有表征意义的词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详细考察了巴利文三藏里satipaṭṭhāna（念处）的具体涵义。论文结论为：具有时代转型标志意义的attention和来自古老佛教修行理论的satipaṭṭhāna之间，无论在概念的解释、经文实例、作为心理活动的结构乃至应用价值等方面都存在着较高的相似度，其充分反映了人类在认知底层逻辑方面的趋同性，尽管二者间无论在本质的界定抑或应用途径等方面还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这也正为二者进行有效的互补和相互借鉴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

此外，利用巴利文语言工具，解决佛教术语涵义误读现象，会议还提交了三篇论文。愿尽尊者、法护尊者、清净喜尊者、善巧尊者《关于adhipatipaccaya中文译名的探索》一文指出，增上缘(Adhipatipaccaya)为南北传佛教所共有的诸缘之一，它在很多译本中被译为“增上缘”。“增上”从字面上常常被理解为“提升”、“增长”等含义。然而，根据注释的解释，adhipatipaccaya中的adhipati是“主导”之意。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其原因是由于译者将前缀adhi-进行了统一化处理，而没有根据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内含进行针对性翻译，同时也忽视了pati的含义。“增上”与adhipati巴利本意的偏差，不仅会对无法深入解读经典的初学者以及只以译文为依据的修行者造成误导，而且使得了解巴利语的读者也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将“增上”与“主导”相对应。因此，即使“增上缘”的翻译已广为流传，依其本意而将adhipatipaccaya译成“主导缘”仍然更为适合。钱玮、 善巧尊者、清净喜尊者《关于upanissayapaccaya词意的探索》一文认为，一直以来，24缘中的upanissayapaccaya都被我们称为“亲依止缘”。然而实际学习中会疑惑，其中的“亲”字有什么含义呢？是亲和，亲切，亲密，亦或是有其他意思？依照的注释书的解释，upa这个前缀具有很多含义，统一把upa翻译为“亲”或许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论文认为，“亲”字无法表达出upa在upanissayapaccaya中的真正含义，upanissaya本身有多种含义，其在upanissayapaccaya中是“强依止”之意，upanissayapaccaya译为“强依止缘”比“亲依止缘”意思更直观明了。论文提出翻译时避免歧义、注意词典和文法书的局限性、重视义注和复注以及重视多版本译文的对勘等建议。方夕刚、善巧尊者、清净喜尊者《关于Jhānapaccaya中Jhāna一词含义的探讨》认为，学界提到禅那，通常想到的都是禅定、入禅、禅修等，然而在二十四缘的语境下描述的禅那缘，提到不善法也可以具有禅那缘，这一点非常颠覆人们固有的认知。依照巴利语系佛教传统的解读经典的方式，通过对禅那缘(Jhānapaccaya)的词源进行探索，注释书检索，并从作为缘法的诸禅支的名称入手，进行关键词检索，来探索禅那缘的缘力和缘法在巴利文献中所代表的含义，拓宽了对佛典用词的理解，打破一些固有认知。

关于巴利语辞典编纂，周丽玫翻译并介绍了日本学者云井昭善《巴利语辞典编纂的历史回顾》一文，该文由五部分构成，其中，第一、二两部分是对以欧洲为核心的巴利语辞典编纂前史和历史的回顾，第三部分以蔡尔德斯编集的《巴利语辞典》和戴维斯编集的PTS《巴英辞典》两部辞典为例介绍了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业绩，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了两项当时正在进行的大型工程：由CPD组织编集的《批判性巴利语辞典》和由PTS组织编集的《巴利三藏索引》。第五部分则以云井昭善即作者本人编集的《巴和小词典》和水野弘元编集的《巴利语辞典》为例介绍了日本在巴利语辞典编纂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周丽玫认为，通过本文的阅读，应能够对欧洲乃至日本早期巴利语辞典的编纂历程取得大致的了解，进而应该在此基础之上，促进我国学人学习巴利语的热情乃至对巴利佛典的钻研。

关于巴利语网络工具，达摩难陀尊者（法喜法师）、清净喜尊者、善巧尊者《wikipali——在线巴利语料库及翻译工具的搭建》一文介绍了巴利翻译综合工具wikipali网站。认为这是一个用于服务教学、翻译和研究的巴利语料库互联网平台（Corpus platform of pāli language）。Wikipali平台整合了尽可能全面的巴利词典资源，实现了计算机辅助巴利的逐词解析，对巴利语料中的词汇关系进行图形化的语法分析，研发了对巴利圣典的高效搜索和相似句的汇合，支持模糊搜索，可以从三藏根本（original text）、义注（commentary）复注（sub-commentary）等大量资料中，将相关资料原文与注释书内容的穿插混排展示。以上这些功能，将有力支持巴利语的教学、翻译和经典研究工作。

关于与巴利语佛典相关的缅文依词释，会议提交了两篇论文。善巧尊者、清净喜尊者、达摩难陀尊者《缅文依词释对巴利圣典翻译的意义》认为，语法抉择与用法、复合词解析和句子间的关系是巴利语翻译工作中最有挑战的部分。而缅文依词释是缅甸历代教理专家对巴利文献的逐词解释，刚好可以解决这部分难题。同时，缅文依词释对于巴利文献的覆盖度也很高，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可以很容易对缅文依词释进行分析。因此，缅文依词释有着很大的价值供巴利学者们进一步挖掘。清净喜尊者、善巧尊者《缅文依词释的数字化及语料初步分析》则指出，缅文版依词释（Nissaya）是古代及现代的高僧大德用缅文写成的对巴利文三藏及注疏的逐词翻译。依词释涉及的巴利语文献包括了全部的根本，大部分义注和部分复注，总量超过10万页。这些参考资料为巴利文献的教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指导作用。鉴于目前缅文资料大多以棕榈叶、纸质出版物的方式流通，作者参与的项目组将超过100本的依词释进行数字化，录入到wikipali开放平台，与巴利原文以逐句对照的方式呈现。并对已经录入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项目组收集整理了249本依词释书籍的信息，从中筛选了174本书作为第一期工程录入的底本。同时，专门为录入工作编写了程序，实现了多人在线录入，依词释巴利原文自动转码，缅文语尾自动识别以及自动生成语法信息功能。并且借助wikipali平台的逐句对读功能，实现了首次实现了大规模的巴利原文与依词释的逐句对读，甚至可以实现多版本依词释的比对。这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方便的查阅该资料。甚至使不精通缅语的读者也能从中获益。目前已经录入超过52万个句子，1.4亿字符。

除了巴利文外，会议还有一篇论文，利用梵文、藏文和汉文语言工具，讨论《中论》译文比较研究，及《中论》文本里词汇使用问题。环科才让尊者、关茗的《<中论根本颂：观行品>梵本与汉藏译文比较研究》将对公元11世纪诞生于潘布巴蔡的藏传佛教哲学论师巴蔡•尼玛智译作《中论根本颂：观行品》及东晋十六国后期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所译《中观：观行品》，和唐朝时期之译《般若灯论释：观行品》以及宋朝沙门惟净等奉昭译成的《大乘中观释论：观行品》等四种版本进行深入比较后，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维度对汉藏语义架构下的四种译文与原梵本之间的语言、逻辑、思维意识在内的相关性进行审视和辨析，进而探研中国古代译师对整体龙树中观哲学思想的不同认识、理解以及诠表的种种形态。牛宏、刘贵华、韩宜蒙的《<中论>梵汉藏版本、词汇及语法的比较研究》参照当代学者桂绍隆、叶少勇及沈阳白塔翻译组整理的各种《中论颂》版本，对其进行了梵汉藏对归照阅读和探研分析。该文首先对《中论》梵汉藏不同版本的完整度进行了比较，相对来说藏译本完整，汉译本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其次，简选了三十组在《中论》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对它们在各个版本中的表现特点进行了分析；第三，总结了《中论》中三种梵文句式结构及其翻译特点；最后从语法角度分析了梵汉藏三种语言在语序结构、构词方法及疑问词用法上的不同点。

关于古代佛典里翻译相关问题，会议也发表了数篇论文。国威《赞宁<行事钞音义指归>辑考》认为，赞宁《行事钞音义指归》是一部单经音义作品，内容是对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的疑难字词及外来语进行注音和释义。此书虽已整体亡佚，但有五十余条佚文存世。通过复原与分析，可知此书在体例上以音义为主，但同时亦吸收了其他行事钞记随文注释的形式。书中收录了许多前代音义作品缺漏的律学语汇，对于佛教戒律及语言的研究皆有一定价值。王毅力《旧题后汉译<魔娆乱经>的语言学考察》在研究《魔娆乱经》文献著录情况的基础上，重点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该经中在词汇、语法、文字等方面的特点，并认为这部佛经不是东汉时期译出，其语言特点与东晋以后的译经更为接近。聂志军、蒋婉青《敦煌遗书S.6122+S.571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残卷缀合再研究》通过查阅S.6122、S.5715原件，发现S.6122左侧有残存笔划，S.5715右下角有一裱补补丁。S.5715与此补丁不属于一纸，连接处可以清晰看见S.5715粘贴在此补丁之上。对照大正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S.6122与S.5715之间正好缺少一行17字，S.6122左侧残存笔划大致与原文能够对应。作者认为，排除补丁的干扰，S.6122与S.5715无限接近可以缀合。

关于佛典的现代外国语翻译问题，会议发表两篇论文。夏歆东的《<佛国记>欧译概述》排查了法显《佛国记》欧译情况，结果是法语2种、德语1种、英语9种，译者有雷穆沙、莱德利、毕尔、翟理斯、理雅各、李荣熙、宁梵夫、戴仁、马修•金等人。作者认为，《佛国记》通过翻译发挥出巨大的历史学、语言学等等价值。其外交价值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便多次展现。它的翻译也在近二十年里成为研究对象。翻译研究揭示了其文义在翻译里的衍变，描绘出亚欧大陆上的文本旅行足迹，也从时间、空间上拓宽了《佛国记》研究的维度。但也有两个方面相对不足：一是对亚洲佛教之误读的研究，二是文本的外交意义研究。蒋海怒《近百年汉文禅籍日译与英译的互动》介绍了汉文禅籍的日译和英译有各自演变的过程，认为汉文禅籍的日译和英译也存在相互影响的现象：在前期，汉文禅籍的英译往往受到日译的影响；但在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文禅籍的日译也受到了英译的影响；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随着汉语教学的普及与影响力的加强，国外学者逐渐从汉语自身来学习汉语，从未来视角看，汉语的熟稔客观上又会令汉文禅籍的英译相对独立于日译。

谈到佛教翻译学，玄奘的翻译是迄今为止佛典翻译的高峰，关于这位最杰出的佛经翻译家，会议上也有论文进行探讨。常慧法师的《玄奘法师译经“五不翻”探析》介绍了玄奘的“五不翻”原则，认为这是玄奘在总结道安法师“论五失、三不易”和彦悰“八备十条”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翻译经验之谈，总结出翻译须遵守的原则。玄奘希望译文达到“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标准。以往翻译主译皆是通晓的西域高僧为主，玄奘为本土翻译的主译高僧，使佛经翻译数量和质量上超越前代，玄奘译经上有其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佛经翻译史新纪元。

当前，国际佛学研究已经进入多语种协作时代。一方面，除了传统汉语佛学外，利用巴利文、梵文、藏文以及其他亚洲文字研究佛教义理、佛教历史，已经成为佛教研究的主流方向；另外一方面，重要的佛典和许多经典佛教研究相关的现代学术著作，也被翻译为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现代语言。这表明，语言的学习、研究和利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佛学和佛教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本次会议的“佛典语言与翻译”组提交的论文，充分反映出上述佛教学术趋势。

三 、佛教音乐学术综述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佛教音乐遗产与中国传统音乐”。不少学者从佛教音乐与传统音乐的关联，以及非遗保护的视角，探讨佛教音乐的历史与当下。南京艺术学院的毕业生金飞雷的研究对象是其父母所在的同里宣卷“紫霞社”，他以音乐人类学局内人、局外人的视角，总结了本隶属于佛教音乐的江南宣卷民俗化转型和舞台化转型的两次变迁，音乐的组织模式与创演方法的更新是变迁的重要标志。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孟东丽老师 梳理了近20年来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佛教音乐类项目，认为非遗视野下佛教音乐的保护和传承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并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忻州师范学院的孙云老师认为：音乐的宗教性和世俗性不是由音乐本身决定的，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异，由其所服务对象的文化属性所定。经文、仪式是音乐宗教性的显圣物。而拿来主义是释、俗嬗变的根源。忻州师范学院的张俭侠老师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3个寺院进行多点民族志个案调查，并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角度追溯和揭示了包括白海螺、胫骨号、铜钦、唢呐等气鸣乐器的起源和象征意义。天津音乐学院的贾怡老师长期关注海外的汉传佛教音乐文化，她在多年对新加坡寺院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新加坡汉传佛教音乐文化彰显了四个特点，它继承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进一步形成了儒释道与浙闽粤地区传统音乐甚至其他族群宗教音乐文化的杂糅；近年来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跨区域”倾向，以及佛教音乐流行化、艺术化的发展趋向。

学者们探讨的比较多的第二个话题是美学视角下的佛教音乐。闽南师范大学的周景春老师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出发，结合“鼓山调”和“海潮音”的历史渊源和唱诵风格，探讨了台湾梵呗“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安庆师范大学的殷洋宝老师认为，禅宗音乐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融入外来梵音中，形成了“空灵”“空静”“禅悦”的美学风格。从禅宗音乐的审美趣味而言，佛教之“空”最终酝酿出中唐以后的中国美学范式、意境，成为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境界与生命体验。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偲在刘一漌女士的指导下撰写并提交了论文，认为佛教音乐的审美活动不仅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交流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佛教音乐唱奏实践”是我们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主题发言中，浙江音乐学院的南鸿雁老师对1933年在佛教刊物上公开发表的佛教歌曲《赞佛偈》进行了文本考述和音乐形态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陈乐昌教授合作，采用江南丝竹的音乐风格改编了该曲，并带领学生团队进行了唱奏实践。

中国传媒大学的杜寒风老师用图文并貌的ppt展示了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京都北韵禅乐社”下设的微型博物馆的规划设计思路与未来的发展构想。他认为微型博物馆除了应当发挥历史博物馆的功能外，还应当注重艺术性的传播和教育，下一步应当加强“声音”的传播，让禅乐“唱起来”“听起来”。京都北韵禅乐社的社员刘征先生介绍了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都北韵禅乐”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并现场清唱了北京叫卖调、儿歌、《叹四季》等民间歌曲，歌声悠扬。他与南鸿雁老师团队的现场演绎，是我们音乐分会场独特的福利。总体来说，本次研讨会学者们参与度高，大家讨论热烈，在相互切磋中也碰撞出了许多火花，是一场高质量的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

9月22日，第二十一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闭幕式由杭州佛学院顿生法师主持。杭州师范大学张丽山老师，南京艺术学院陈杰老师，浙江理工大学宗教与民族研究院蒋海怒老师分别就“佛教人类学”、“佛教梵呗”和“佛教语言与翻译”三个研究专题作学术总结。最后，顿生法师从整体上对本次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进行了总结。